快捷搜索:
黎明却没有这样做,对于2·14情人节大火案的定性
分类:文学天地

栗致炟担心的争论终于爆发了,而且双方的撞击十分猛烈。争论的焦点还是对大年初三那场大火的定性问题,争论是在几位高层人物中展开的。这起大火酿成的群死群伤的恶果一出现,就引起钟南省乃至中央的高度重视。国家有关部门的调查组至今还在汴阳市“督战”。这种架势对汴阳市和钟南省都有很大的压力,也难怪上级要奔赴现场督促地方处理这一恶性事故,实在是死了太多的人,如果处理不当,负面效果会立即显现出来。 说起那场大火,至今仍令人心有余悸,万分痛心,又叫人觉得这种灾祸太不该发生了。那天是农历正月初三,阳历二月十四日,照中国人的习俗还在过大年,照西方人的习俗是情人节。就在省城十分火暴的新城开发区,一家名字叫“红玫瑰”的娱乐城的开业庆典定在大年初三,并非是冲着中国人过大年来的,而是要利用情人节这个绝佳商机。作为商人,当然是想从中赚到利润。是的,就这一天,红玫瑰娱乐城定购的玫瑰花全部销售一空。虽然说这家娱乐城发出去三四百张免费门票,可是在里面享用洋酒、饮料、香烟、小吃及特制的情侣纪念品都是要收费的。还有红玫瑰这个名字的效应,通过情人节的运作,老板企图使红玫瑰飞扬出去,为今后迎来更多的情侣。为了迎合这个情人节,老板过年都没歇着,赶死赶活地算是把三楼多功能大厅整治完了。进口西班牙地板石材,古罗马灯饰,古希腊塑像,舒适的情侣坐椅,温馨的情侣包房,将这里装点得典雅华贵、富丽堂皇,使光顾的客人犹如进入令人陶醉的世外桃源。可是,一层的服务大堂,二层的配套设施尚未完工,也是时间紧、工作量大的原因。为抓住商机,老板制定了边营业、边施工的招法。娱乐城的人员兵分两路,各司其职,当三四百名男男女女在多功能厅忘乎所以地狂欢之时,二楼的年轻电焊工因操作不慎使电线短路起火,引燃了装饰材料。其中一个年轻人急忙去取灭火器救火,慌乱中一脚踢翻了稀料桶,真是火上浇油,易燃的稀料立即引发大火,火势一发而不可收。两个小伙儿见状惊慌失措,夺路逃窜,跑出红玫瑰娱乐城七八分钟后,方惊魂稍定,想起三楼还有几百个正在狂欢的男男女女,他们才去找电话报火警。因三楼的客人嫌二楼施工的噪音干扰,服务人员早就将两道门关闭得严严实实,当大火冲上来时,逃命的良机已经过去。待消防车赶来,又遇到横七竖八停放在娱乐城门前的汽车阻挡,耽误不少时间。就是这样,一下子使死亡人数多达二百零四人,烧伤人数达八十二人,成为汴阳市因火灾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灾难。 此刻,坐在会议室里的有市公安局局长、市检察院检察长、市法院院长、市政法委书记,还有主管公安的副市长和市长。这是一个为2·14情人节大火定性的小范围会议,人不多,但很权威。会议由政法委书记主持,市长亲自坐镇。新城区没有来人,因为他们的态度很明朗,材料写得详实清晰,2·14情人节大火属人为故意放火的刑事大案,眼下就等市里表态了。 争论是这样开始的。新城区报来的“关于2·14情人节故意纵火案”的材料中,之所以将这次大火定为故意纵火,其根据如下:根据之一,纵火主犯霍志勇原系汴阳市机械厂维修班班长,该厂三年前破产,他随即下岗。失去了原来稳定的收入,霍志勇只好靠自己的一点焊接技术打零工找饭吃,这样的打工很不稳定,饥一顿饱一顿的弄得一家人怨声载道。老婆过不了穷困潦倒的生活,就与霍志勇离异出走。这更加加深霍志勇对现状不满,他经常散布攻击领导、污蔑社会的言论,挂在嘴边的话就是恨不得放把火把全汴阳市都烧光去。所以说,在大火未发生之前,这个霍志勇的潜意识里已充满故意放火的动机,故意放火对他只是个时机问题。根据之二,霍志勇对当今的富人特别仇视,他常说,见到那种发大财的人就眼中冒火,就想毙了他们,等着吧,迟早得把这些资本家老财们的财产分给穷人。他的极不平衡的心态助长了他的作案意识,可是他又离不开富人,他得跟富人打工。这次红玫瑰的老板叫他过大年赶工期,他要求过年出工得发双工资,老板不答应,他与老板理论,还搬出国家劳动法与老板辩争。老板却不热不凉地说:你霍志勇以为你是谁,你以为你是三头六臂的人才,还是有高招绝活的技师。如今这年头,啥都缺,就是不缺两条腿的人。有你那点手艺的人我挤着眼到大街上一抓就是一把,要是贴个招工广告,报名的敢挤破头,你要是嫌我这庙小,立马走人。你要想着过节就得发双工资,对不起,我这私营企业,压根儿就没有过节的说法。你见老板我歇着了吗?笑话。老板的这番话着实刺伤了霍志勇的心,若不是身边同伴硬拉住暴怒的他,恐怕当场他就与老板火拼起来了。不过,事后冷静下来,他没有走人,老板也没答应给他发双工资,他还是忍气吞声地到红玫瑰娱乐城打工了。因为他得吃饭,再去找个活干,谈何容易。可是,大年三十的这场争执,就为大年初三情人节的大火埋下了火种。根据之三,霍志勇与妻子离异,并非他有新欢,也不是他不喜欢妻子,原因只是他太没本事,连个吃饭的岗位都没有,妻子年轻漂亮,经不住别人的挑拨,认为跟着这样的男人纯粹是耽误青春,活受罪。她下决心要与丈夫分手,可是分了手后她却没能攀上高枝,也是为生计所迫,无奈做了三陪。着火那天的傍晚时分,霍志勇亲眼撞见前妻与一个大她至少三十岁的老家伙,搂腰比肩地从他身边走向三楼的多功能大厅去享受情人节的快活了。他气得狠狠朝那二人走去的方向吐了口唾沫,同时发出了嗤之以鼻的响声。可是,前妻与那个老家伙连回头看他一眼都没有。这种结果使霍志勇十分失望和痛恨,当时他就想放下焊接工具,冲上楼去揍那对狗男女一顿,被同伴劝阻,方才作罢。以上几个事实,都足以说明出事前的霍志勇处于不能自制的精神状态,只要稍有外因诱导,随时就会引爆。根据着火的时间推算,当时正是三楼的情人们狂欢到了高xdx潮时间,有的交换女友载歌载舞,有的三五成群情人共舞,有的三五十人团抱起来,伴着响亮的音乐疯狂地用双脚轮换着敲砸地板。舞步声、舞曲声、即兴的歌唱声、喊叫声如雷声般地冲击着撅着屁股干活的霍志勇,这时间,他的心里如狂涛冲溃了堤坝般失衡了。脱轨的思想指挥着手中的焊枪,朝那易燃的装饰材料上一点,燃起的大火就像奔腾咆哮的海潮冲过海岸……当然,还有更能说明问题的审讯笔录和相关立案材料。在最新的审讯笔录中,霍志勇对自己故意放火已供认不讳,他供认出,他故意用电焊枪将电线烧短路,使电线起火引起装修材料燃烧,大火烧起来后,他又故意延迟时间报警,延迟时间报警是为了报复,以解心头之恨,报警的目的可以证明自己不是有意放火。至于报复谁,他说他报复的不只是哪一个人,反正是想报复。 当这些材料陈述之后,在座的绝大多数领导已经没什么异议,都同意新城区的定性。这确实是一起报复社会的故意纵火案,政法委书记是第一个表态的。他以为新城区报来的材料事实清楚,定性准确,应从严、从快结案,对这种仇视社会、报复人民、破坏稳定大局的罪犯要加快斩杀。他提醒大家注意,不要去强调犯罪人的身份背景,如今国有企业破产已不是少数,下岗职工还在增多。罪犯就是罪犯,并不是因为企业破产使其收入不稳定方才犯罪,若是那样,整个钟南省、汴阳市有多少同样遭遇的工人,为什么人家都不去犯罪?这还是个人的素质问题,对社会转轨变型的承受能力问题,有没有国家大局意识的问题。如果把犯罪人的身份处境描述清楚,很容易使它与犯罪产生因果关系,这样非常不利于大局的稳定,也不利于对群众进行法制教育,这是政治,我们的干部首先应该懂得政治。政法委书记强调政治当然是正确的,不过,黎明从他的话中理解到他要以政治为盾牌,以抵挡法律锋芒的这柄锐利的矛。他已觉得,自己该说话了。他一向说话很少,不到不得已时,他尽量不说。当然,这与他的职业和身份有关。当他刚张一下嘴,公安局长的话已先他发出来了。局长是在表态,表示完全同意政法委书记的意见,办案不仅要考虑法律,要依法办案,也要考虑稳定,注意政治,政治就是稳定。局长的话似乎尚未画上句号,负责公安工作的副市长就插进来了,他的话无疑更加加重了向政法委书记倾斜的砝码。很明白,代表着新城区意见的上报材料,已经旗帜鲜明地亮出了底牌,将2·14情人节大火案定性为故意纵火案,绝非哪一个人的态度和意见。新城区是汴阳市一个大区,它上报的材料所表露的意见,当然也是有权威性的,也可以说,这种意见是事先与一些重要人物交流沟通过的。进一步讲,是统一过思想和认识的。新城区的权威人物可以认为,他们之所以将2·14情人节大火案定性为故意纵火报复社会的恶性刑事大案,不仅是做到了依法办案,更是将“稳定压倒一切,政治是一切工作的灵魂”的境界和意识,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办案之中了。将这个意见拿到领导面前讨论,完全可以认为,这只是履行一下重大决定所应该旅行的程序,履和旅虽然音同意却不同,只有在官场炼得油滑了的人物,方能体会什么事应该去履行职责,什么事只是叫它旅行旅行走走过场。可是,黎明不这样认为。尽管黎明在官场已久经磨炼,个中的游戏规则、处事方略他都一清二楚,但是他往往不能顺流而下,也不会随风飘去。他总是挺立在风口浪尖,以他发挥到极限的力量去阻拦狂风的袭击,去平息恶浪的冲刷。这不仅是他认识到自己特殊身份所担当的神圣职责,更是他自幼就形成的不可动摇的人生观。是的,人与人是不同的,最大的不同是素质的不同,不同素质的人是不能互相理解的,也是改变不了对方的。此刻的黎明已经感到一种被动,他若等市长栗致炟讲了话,定了盘,自己再出场说什么,效果肯定不好,不过,即使到那种时刻,他也不会放弃说话,只是到那时刻就更被动了。市长的目光随着副市长的话音落下移到了他的方位。他知道,这是市长让他发言,一般情况,在座的最高官员不会在下级未讲完话时就出场表态的。特别是今天这种场合,还有黎明这种身份,尽管他级别低于市长,但是对案件的最后裁决,他是权威。他扮演的角色是着执法袍的裁判,就像绿茵场上激烈的赛事,定夺队员是否犯规,是否该给予黄牌和红牌惩罚,踢进的球算不算数之类的是是非非,都是裁判一哨定音,就是场外再大的天王老子,想实施自己的意图,他说不通裁判,也不管用。 黎明说话了,他的话语节奏平稳温和,词句清楚简练,他呷口茶水道:“对于2·14情人节大火案的定性问题,我个人意见是,不同意刚才几位领导的意见。根据现有的证据,还不能证明霍志勇是故意放火报复社会。定性的事实根据是事实必须确凿,而不是根据主观的推论。有人说,霍志勇本人已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是的,从审讯笔录看,白纸黑字,还有手印,不可不信。可是我了解的情况是,审讯霍志勇时,干警有明显的诱供嫌疑,除此,还有逼供的事实。当把一个犯罪嫌疑人折腾得死去活来、生不如死时,审讯他的干警叫他说啥他就说啥了,根据这样的供词定案,公正吗?公平吗?正确吗?”黎明的话说到此,公安局长已听得不耐烦了,就截断他的发言,问道: “黎院长,你有什么依据说新城区公安干警有诱供嫌疑,有逼供事实?” “这个问题嘛,你应当去问执行审讯霍志勇的执法干警,他们比我更清楚。不过,我可以郑重地说,我刚才的话全是事实,如果我的话与事实不符,我愿意负法律责任,并接受法律的惩处。” 黎明没有正面回答公安局长的问话,他把应该回答这个问题的对象推到执法的公安干警那里,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因为他不想与在座的人去争论一些细节问题和认识问题,如果他来回答局长的问题的话,一场徒劳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争论的结果是没有结果。相反,他把局长提出的问题的答案出处亮出来,这样的回答容不得对方不信,因为答案的出处太权威了。而且,他的言外之意是,他已经将干警在审讯中执法犯法的行为掌握得一清二楚,否则,他是不会轻易地道出,他对他的话要负法律责任的。多年的工作经验使黎明理解到,做领导必须抓第一手资料,六十年代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有句名言:“吃别人嚼过的馍不香。”那意思是当领导不能光听下边的人向你汇报情况,有时候,汇报的东西不一定准确,所以领导也要有一竿子插到底的工作手段。这方法在现在更得使用,不然,做光听汇报的领导,很可能会被蒙在鼓里。所以,黎明特别重视调查研究,特别是对重大案件,他总是要抓第一手资料的,倘若只是人云亦云,不求甚解,草率行事,那是很容易把案子办错的。他不允许把案子办错,更不准出现冤案。 黎明的话说到这份儿上,在场的任何人都不好再说什么了。这就应了那句话: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尽管大多数人都倾向这是一起故意纵火案,可是,黎明的态度已表明,这不是那类纵火刑事案,而是重大责任事故。而且,黎明对故意纵火案定性的否定,使其他人无法去否定黎明的否定。其实,他们心里清楚,为啥要将这起火灾定性为故意纵火案。黎明也清楚其中的猫儿腻,只是他还为他们留点面子,不去将事实真相完全揭穿,而是把对方作为高高在上的官僚,由于不了解实情方造成对案件定性错误的后果。 本来,栗致炟市长准备在今天这个场合,把这个案子的性质敲定下来,然后,司法部门就可照定夺的框框依法办事了。而且他知道,近几天已连续有五六百人到区、市两级政府门口上访,甚至有上街游行的趋势。这些人都是在大火中死伤人员的亲属,他们要求政府出面给死伤人员亲属一个说法。照新城区的意见办案,将故意纵火案主犯霍志勇尽快枪决,这样至少可以平息一下死伤人员家属的愤慨,使正在日益扩大的死伤者亲属的上访队伍到此却步。同时在经济上予以死者适当的赔偿,以使亲属们的愤怒情绪渐渐淡化,从而将大事化小,使汴阳市恢复正常的秩序。这种对火灾的定性,更大的意义在于可以保护一批干部,使他们免于责任的追究和法律的惩处。这才是市长及同僚的真实目的。倘若是重大责任事故,霍志勇犯的只是过失罪,而政府各级执法部门的有关干部,都要接受严厉惩处。且不说区里有关局委的干部要受处罚,如此重大的事故,肯定要追究区长和市级领导的责任。甚至主管安全的副省长也是难以推卸领导责任的。如果因为2·14情人节大火事故将一些负责干部免职,或用如今时髦的弄法叫引咎辞职,令其离开领导宝座,实在叫人遗憾和难以接受。同时还会有人议论,他新任市长栗致炟连手下的干部都保不住,以后谁还为他实心实意干工作。唉,如今的官们,官官相护,保护下级,似乎也是一种潜规则了。从大道理上讲,一个城市有这么多市民不正常死亡,作为领导,能说没有责任吗?可是,做一个领导,能事必躬亲地管到一个娱乐城吗?可是,那些为红玫瑰娱乐城办理营业执照、特殊行业许可证、消防设施合格证的执法干部,倘若其中把住一个关口,也不会有这二百余名冤魂啊。还有新城区的两个一把手,他们怎么能允许红玫瑰娱乐城边施工装修边营业呢?规范的做法,是不允许这么大规模的娱乐城仓促开业的。唉,也怨这个情人节。黎明发表见解之后,人们不再触及实质性问题了,有人就把话语转向节日,指责都是洋节日惹的祸,也不知道从啥时间开始,人们莫名其妙地过起外国人的节日,什么愚人节、万圣节、母亲节、狂欢节、圣诞节、感恩节,还有这个情人节。可是,中国的那么多节日,却在被人淡化和淡忘。若不是盲目地赶工过情人节,也不会弄得边开业边施工,事故自然也不会发生了…… 这种场合,去说过洋节的是是非非,用句准确的话说,这就叫扯淡。可是,这阵儿不扯淡怎么办,即使与黎明意见完全相左的人物,这阵儿也不得不收敛一下情绪,闭住尊口。说实话,这阵儿也没有人敢与黎明争论。在座的人没一个糊涂,大家都知道真理是在少数人黎明的手里,你与他争论吗?真的争论起来,真理是愈争愈明的。歪理,似是而非的理,以权力强扭成的理,都害怕争论,这些玩意儿是愈争论愈容易现出原形,露出破绽,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位懂法、执法的法官。法律是他忠贞不渝、无限崇奉的“圣经”。在捍卫和奉行“圣经”的旨意行为中,如果有人试图利用权力去扭曲和玷污这部“圣经”的话,他是不会对任何人和权力让步的。 栗致炟没能驾驭住会议的走势,他也没有能力驾驭住会议的走势,因为他有一个黎明这样的对手。尽管事先他做过充分的准备工作,做过充分的沟通、交流、统一认识的思想工作,几乎所有的同仁都与他统一了思想认识,他只是没有专门与黎明沟通,他知道他与黎明一对一的促膝谈心也好,推心置腹交流也好,都是弄不出结果的。所谓的结果,就是他从政治角度,或叫从政治高度上认为的应该那样必须那样实施的结果。所以,他没有与黎明达成默契,他是把希望寄于今天的这个碰头会上。这不是一般的碰头,是重量级的权力的碰撞与磨合,他原先想,有这么多权力的代言人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发出朝一个方向行进的“号令”,你黎明总不会置广大“民意”而不顾、自个儿一意孤行吧。你黎明也应该是个识时务的人吧,大家都要朝既定的方位走,不怕你不“入乡随俗”。可是,他失算了,今天的沟通、交流,结果只能是不了了之,结果只能是没有结果,结果只能是再等结果。碰头的人只能是在他的没有态度的结束语中散了。他说的最后几句话是“案子大、问题大、分歧大,为慎重从事,待日后再议”。 走回办公室时,时间很晚了,他没有及时回家,他有些生气,也有点委屈。他想不通,难道我栗致炟这样做是为自己吗?难道我堂堂一市之长,你黎明就不该配合配合我的工作吗?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法律,它们不都是为政治服务的吗?不都是为大局服务的吗?不都是为稳定服务的吗?你黎明难道不知道这个道理?他走进办公室的里间休息室,打开了电视机,新闻联播节目已经开始,他却一句话也没听清楚,心里还在愤愤不平地想:他霍志勇不就是一个下岗工,一个无业工人嘛,这人的素质也太差,如果换一个电焊工,肯定不会弄出这等事故。就算是责任事故,烧死那么多无辜的公民,枪毙他一百回也不亏啊!把他治成故意纵火,有什么不对,死他一个这样素质不高的人,汴阳市有啥损失!相反,死了他一个,救了一大批干部。要说,叫他这样死,也是对“废物”最大的利用啦……栗致炟的胡思乱想,已到了有点离谱的地步。直到他坐上汽车回家时,脑子里还在翻腾着,想的全是他所谓的政治,所谓的稳定,所谓的社会效果——牺牲最小,获得更多……他以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钟南省,为了汴阳市。司机把他送到家门口,他都不知是怎么迈上二楼的,谁知黎明正在开屋门,他也是刚上楼,只是早他一步。他没有像往日那样,客套地打个招呼,或是寒暄一句,黎明听见脚步声,连头都没回,开了屋门径直进去了。栗致炟下意识地环视一下楼道,这时,刘嫂已为他开了门。

住在这个小区的人都是省会级的领导。这里的房舍不像一般的小区,有七八层的多层建筑或二十层之多的高层建筑。它也不是那类新贵云集的独体别墅区。这里的建筑最高三层,低者两层。栗致炟的房子在一座三层楼中的二层,每层住有两户,他的对门或叫邻居,住的是汴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黎明。 说起黎明,与栗致炟的确有缘分。他俩不仅是中学同窗,又是到过同一方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如今,又都升到省城的领导职位上,又住进一座楼房的一个单元的同一层。你能说这不是缘分? 黎明和栗致炟的故里都在钟南省东邻的河东省的一个小县城,早先,这个名字叫贺兰的小县也属钟南省的地盘,后来,由于区划的变更,贺兰县划归了河东省,那是一九六六年的冬秋之交,十六岁的黎明和十四岁的栗致炟一道踏上了赴革命圣地井冈山的旅途。原来,他们都在贺兰县中学就读,这是一所完中,也是全县最好的最高学府。黎明已读高中一年级了,栗致炟还在初三。因为大家都在搞“文化大革命”,学校已经停课三四个月了,学生们戴上红卫兵袖章,卷入了轰轰烈烈的革命造反活动,不计其数的红卫兵拥进首都北京,去接受伟大领导人的接见、检阅。奔赴井冈山去朝拜革命圣地,也是响应伟大领袖的红卫兵大串联的重要指示。也是在那个时候,两个在井冈山相遇的毛孩子方才相识。先前他们虽在一个学校读书,但不在一个班级,拥有数千人的完全中学,哪里有接触的机会。那是一次无比狂热、无比激动,又愚昧的行动,但是,当时他俩的灵魂深处是把赴井冈山之行与唐僧孙悟空奔西天取经相比肩的。如今,他们都不愿意回忆那段历史,都想把那些记忆驱跑赶散。值得黎明回忆的,是他在同伴中有百分之七十的男女知识青年同居,其中有百分之五六的正式结婚,百分之二十的有了私生子的氛围中,却属于那少数的百分之三十的行列。他用坚强和毅力,用忍耐加柔韧,度过了那段漫长的寂寞枯燥的日子。就在全国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一九七七年,他考进了江南一所名牌大学,开始步入少年时代就做着的法官梦的征程。他读的是法律专业,是的,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还是初中生的黎明就企望着有朝一日能进入政法类的大学攻读。这个梦终于实现了,走进大学那年,他已经二十七岁。那是中国历史上最特殊的一届大学生,不像正常时期,应届高中毕业生是大学一年级新生的绝对主体成员。那是在大学停办十年之后的第一次招生,可以说,已积压了十年的能上大学的青年们,一个个都想趁这一次招生闯进大学。当然,对应考学生的条件要求也是特别的,特别是年龄,已无法限制在高中毕业生那个年龄段了。知识青年、社会青年、青年工人、干部、教师、自由职业者等等,都可以报考大学,当然也有应届高中生。考试和录取是公平的又是残酷的,许多成绩优异的考生,由于录取名额限制,生生被拒之于大学门槛之外。许多本可成才、前途应该光明灿烂的青年,不得不中止本应深造学习的生涯,而去寻觅能够维持生活、赚得柴米油盐的生计。能够迈进大学门槛的学生,是幸运的,也是侥幸的。因为在那种超乎寻常的竞争与拼杀中,一部分优秀考生的成绩咬得很紧,相差无几。能达到一定分数段的人,录取谁都是有道理的,你能说仅仅是几分之差,就可断定少那几分的考生就不如多那几分的考生吗?可是,没有办法,不用这种以分数划线的办法,还能用什么办法?倘若去尝试以考生的实际水平录取学生,空子和弊端更多,负面效应更大。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能被录取的学生,绝大部分是优秀的和比较优秀的。他们在十年动乱之中,大部分没有放弃理想和追求,没有丢掉知识和课本。他们热爱知识,刻苦学习,更珍惜得来不易的大学生活。进了大学的黎明常常思考,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青年想上大学。参加这次考试的过程中,他目睹了青年人渴望知识、渴望学习、渴望深造、渴望学到本领和技能,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的强烈愿望。可是,国家为什么把大学停办了?倘若国家能按部就班地招生办学,也不会出现眼前这种不正常的残酷竞争。想到这些,他下了决心,自己虽然无能力改变这种现状,但是自己有能力管好自己,努力学习,武装自我,走向社会后做一个正直、公正的人民法官,在自己的权力范围中实施正义和人道…… 黎明当了学生会干部,入了党。大学毕业时,学校要选几个优等生留校,无论师资还是管理干部,都面临青黄不接。可是,黎明选择了下基层的道路,他知道,下边老百姓们更需要法官,更需要公正、公平的“裁判”。他把法官比作“裁判”。他的家就在贺兰县的城乡接合处,父亲是个当地十分知名的中医,方圆数十里,乃至百里开外的病人,都慕名找他父亲治病。县城懂医的人本来就少,至于农村,更是缺医少药了。一个支起牌子的医生,只要他正直、正义、人道、博爱、好学,他肯定会成为一个好医生,肯定会被百姓认可,名声自然会被一个又一个的“活广告”传播出去。更何况,黎明父亲的父亲就做中医,一套做人做事、为民行医的理念从他祖父那里就言传身教了。 父亲曾企图把祖传的医术传授于他,如果上大学,父亲希望他去攻读医学。可是,他没有这样做,他有自己的主意和选择。从小学到初中,他都在老家的贺兰县城就读,那时候,就常常听到“打官司”这个名词,××与××因为什么打起官司,××的官司打败了,不是因为他没有理,是因为对方有势力,他斗不过人家;又听说,××是个清官,××是个贪官,贪官是贪赃枉法的……他曾经看到,一些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男男女女到县城上访。他们举着状纸,有的打起白布做的旗帜,白布上写一个大大的“冤”字,有的身穿白色布服,衣服的前胸后背都烙印着一个刺目的“冤”字,有的跪在机关大门正中,呼天抢地地诉说“冤、冤、冤”。他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冤屈,他也不知道这里边到底是什么样的是是非非,他当然不知道酿造冤情的是官人还是百姓。但是,他想,这种事是需要有个公正的裁判出面裁决的。倘若是冤案,就要为其翻案,倘若有错误,就该为其纠正,倘若是百姓对法律的误解,就应扑下身子,耐心做好普法工作。只要裁决公正,工作到位,这种叫人同情的人就会得以解脱,只要裁判严明,制造冤案的人就会减少。不知从什么时间开始,他做起了充当这种裁判——法官的梦想,而且这种愿望愈加强烈。日积月累,天长日久,他更加意识到,做一名法官,比做一个医生更加重要,也更加迫切。 黎明终于被分配到一个基层法院,也是为满足他的要求,他是这个县级法院的第一个学法律专业的本科生。那是一九八一年,那时候,有正规文凭的法官奇缺。他是从书记员的角色进入审判庭的。之后他做了助理审判员、审判员,又先后在民事庭、刑事庭办案。不久,他就被选调到地市级的中级法院,由担任审判员到审判长,又先后在民事庭、刑事庭担任了庭长。之后,晋升为中级法院副院长、院长。当时间进入一九九○年,他被调入汴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任院长,坐上了省城法院一把手的交椅。 黎明家的成员很简单,有爱人、女儿,还有一个料理家务的中年妇女,是他爱人的远房亲戚,实际就是黎明家的保姆。 自栗致炟一家搬进这里,两家人相处就很和睦。有时候,栗致炟会去黎明家小坐,喝杯茶,下盘象棋;有时候,黎明也到栗致炟家串串门,叙叙旧,但是黎明的串门,时间都非常短。两家的主妇和女儿们,不时也相互来往,特别是当她们知道丈夫和父亲年轻时曾在一个村庄插队当知青,就有一种亲近的感觉。有的星期假日,没什么趣事可做时,两家女人会凑到一起,再约上几个人玩几圈麻将。两家的女儿也会挤在一间小屋里,说她们的悄悄话。 周末傍晚,黎明刚进家门,就拨了个电话给栗致炟,问他:忘记了吗,上班时约定的事? 栗致炟也是刚到家,忙说,哪里会忘,老兄的抬举和盛情,小弟欣然接受并感谢不尽呢。电话放下,栗致炟就走进黎明家。 原来,栗致炟晋升市长的文件刚发放出去,黎明就与市长说,得为贤弟的荣升庆贺一下。对黎明的话,栗致炟以为,一半是开玩笑,一半是当真。说是玩笑,因为他们两人的特殊关系,哪里用搞这种俗套。黎明又是个对权力很淡化的人,他知道,黎明对他并无所求。今天能专门为他的高升庆贺,可能是想与他沟通交流思想,从这个角度去看,黎明的话,有一半又是当真的。所以他慷慨应允,两人当场敲定,下班以后,市长到院长家做客。今天是星期五,转眼间赴约的时刻到了。 栗致炟是一个人走进黎明家的,这已是老规矩了,他与黎明接触交流,两人都是一对一地对坐,夫人们并不列席。今天这种场合,照理说应当是两家团聚共庆才会有气氛,可是,两家的女儿都在学校寄宿就读,她们到星期六才会回家,黎明又知道栗致炟的妻子罗虹不怎么喝酒,让她来作陪,就不大合适了。再说,女人坐在身边,还影响男人说话。 见栗致炟进了客厅,黎明将他让在双人沙发上坐下,保姆立马端上一杯热茶。黎明说,把准备的小菜也端到这儿吧,我们俩就不坐餐厅了。他是在吩咐保姆。 栗致炟问黎明:嫂子呢?因为他进屋后没发现黎明的爱人。 “你嫂子的单位周末有个活动,她晚会儿才能回来。” 说话间,保姆已端上四个小菜,又送上一瓶三十年陈酿茅台高度酒和两只酒盅。黎明打开了酒,将酒倒入盅内。 “今天破例,不喝红酒喝白酒,过过瘾。” “客随主便,弟随兄意嘛,嘿嘿。” 栗致炟与黎明私下总爱称兄道弟,也是在下乡当知青时养成的习惯。那时候,他们那伙儿人都爱称黎明为大哥,尽管黎明并不比他们大多少,但是大家总觉得黎明比他们成熟、老练多了。即使有那知青比黎明年长的,也喊黎明大哥,那时候,这种大哥的含义不只限于年龄大小的概念,而是一种综合能力高低排座次的标志。 “好长时间没在一块儿坐了,致炟,你算算,有几个月了?”黎明指的一块儿坐,是说交流思想的意思。 “至少两个月了,还是过年前坐过一次。” 栗致炟边回忆边说着,同时把黎明递上的中华烟燃起来。 黎明举起酒盅,说:“来,致炟,为你的晋升干杯。”栗致炟同时也举起酒盅,两盅相碰,异口同声地道出:“干!” 黎明又为两个空盅斟满酒,两人动了动筷子,接着两只酒盅又碰了一下,随着这下碰撞,黎明说道:“这杯酒,为感谢以往你对法院工作的支持,干!” “干!” 黎明这句“台词”勾起栗致炟不少联想,是的,在很长一段时间,他和黎明的工作还是有不少接触的。作为市中级法院,与他们直接接触的市委领导是政法委书记。再往上就是市委书记和市人大主任了。可是,身为常务副市长的栗致炟,却时不时地要去找黎明院长。其实,他找黎明多是有求于院长,若不是这种情况,一个常务副市长与一个市法院院长,在工作上并没有紧密的关系。然而,黎明几乎没有主动找过他,也是因为院长无求于常务副市长的缘故吧。这时,黎明道出感谢他以往对法院工作支持的话,栗致炟油然生出一种愧疚情绪,因为自己并没有怎么支持黎明的工作,倒是给他找过不少麻烦。所以,他马上应对道:“老兄,你弄反了,是你一直在支持我,我该敬酒向你表示感谢。” “哪里的话,来,倒上。”黎明又将空盅斟满,又递上一支中华烟,他自己却不吸烟,但是他并不反对别人吸烟,而且总是为吸烟的客人准备上好的烟及烟具(火机、火柴、烟缸之类)。 常务副市长常去麻烦法院院长,也是身不由己。也是因为经常有一些大案要案,这些案子往往牵涉到政府要人,这些要人有的是市长的得力干将,有的是政府的中坚分子,有的就是他的亲信或由亲信来说情的人物。这些案子最终要由法院判决,其中有债权债务之争,失职渎职之嫌,直到刑事犯罪等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遇到这种事,政府的人总想给政府的当事人说说话,能开脱的尽量开脱,能从轻处理的尽量从轻处理。因为这类案子多是因工作而造成的,平时干部们跟着领导努力工作,遇到麻烦,当领导的不能甩手不管吧,倘若一个领导落下个“不顾同志”,甚至“不管下级死活”的舆论,那就糟了,以后他就没有号召力和凝聚力了。所以做领导的,遇到这种事,该出场时是不能躲闪的。这一点,黎明是能理会的。但是,理会只是理会,至于怎么判决,则是又一回事。这方面,黎明有黎明的原则。当第二盅酒下肚,刚刚坐上市长交椅的栗致炟已开始觉察,今日黎明请他小酌,绝非简单的人之常情的庆贺活动。他很快想到了在大年初三发生在省城的那场火灾,那场一下烧死二百余人的恶性大火,至今尚未定性是重大责任事故还是坏人故意纵火的刑事犯罪。直到他做市长前夕,持两种不同意见的官们还在为事故的定性争论得面红耳赤,难决雌雄,且双方势均力敌,不分高下,弄得市长、书记也统一不了认识。如今老市长已调离钟南省,这个黎明显然是想叫新任市长亮出自个的态度吧。想到这里,栗致炟方感到这场小宴的分量。然而,他并不挑明这种想法,只是准备着对付对方的进攻。 第三盅酒又下肚了,两人再津津有味地咀嚼品味一下菜肴。黎明说话了,可是他没有像栗致炟判断的那样要将新任市长的军,使其以至高无上的法制理念,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为正在争论不休的汴阳市大火案来个表态,至少是谈谈个人的看法吧。尽管这种工作之外的私交场合的说话不需记录,不要录音,也不公布于众,仅仅是咬个牙印,这个牙印也只有市长院长两人知晓,黎明却没有这样做。他反而轻松地说:今天小聚,莫谈工作,不涉公事,只喝酒吃菜品茶聊天。周末了,也应该放松放松了。再说,我有言在先,是为祝贺你担负重任,才请你过来。主题明确,只是祝贺,来,接着喝…… 刚才稍稍提着心劲的栗致炟,听黎明这番话后,心劲又稍稍松弛下来。至少,今晚上两人不会为那起要命的大火案发生碰撞和摩擦了。实质上,对这起大案的定性,到底是重大责任事故,还是人为故意放火的刑事破坏,他们俩正是两军对垒的领军人物。从级别和实力上看,尽管常务副市长明显强于市中级法院院长,但是,就从案件定性的争论来看,或者说,从这起大火案的定性结果,最后谁是谁非,谁说了算数,在这个问题上,院长黎明的实力绝不亚于汴阳市任何一个人物。黎明一向以为,权威永远属于真理,决不是真理属于权威。 栗致炟当然知晓黎明的这种观念。自当上汴阳市副市长以来,他就逐渐体察到这位少年时的同窗、青年时的同伴、如今的同仁,人虽然好,却不那么随和、灵活,有时间认死理认得叫人不能理解。唉,也许法院院长都是这样,他们不像其他人物,能很爽快、很明朗地服从比他大的官员的指示,或者是能顺从众多领导的意思办事。黎明不是这样,似乎他有自己崇尚的“圣经”,而且,他还要驱使着别人来认可他的“圣经”。尽管黎明表态今晚莫谈工作,不涉公事,可想到这些,栗致炟刚刚松弛的神经又暗暗地上紧了发条。他知道,争论还在日后,碰撞不可避免。虽然自己已成为一市之长,在黎明心中,他们只是同志,真的争论起案子时,黎明的心中只有他崇尚的那部“圣经”。他不是那号趋炎附势、谁的官大谁说了算数的应声虫。

栗致炟市长打来电话,告诉黎明院长,市政府大院正被汴阳市内衣厂的四五百名职工围堵得水泄不通,搞得政府的人出不去,外边的人进不来。栗市长打电话给黎院长的意思并非叫他去帮助市政府做解围工作,这种事政府自有办法,也正在进行。堂堂的市政府叫上访的人堵住门还像话吗,没待市长深说,黎明已知晓他的意思是让法院加快汴阳市内衣厂的破产程序。在市长心目中,这家企业只要一破产,一切就算画上了句号,不管工人们满意还是不满意,事情到此为止。就像绿茵场的裁判,哨子一吹,判决出台,踢球的运动员只能无条件服从裁判的判决,即使你以为那判决错啦,也要执行。倘若你再寻衅滋事,裁判随时会亮出黄牌警告甚至掏出红牌将你驱逐出比赛场地。在许多领导人物心中,对这种吹哨裁决一锤定音的弄法是很自信的。但是,作为社会的大裁判们,也可以说是执法的法官们,对这种把一切矛盾难题推到法院,靠法官一锤定夺黑白胜败的做法确实不无担忧。市长与院长在电话中简明扼要地交流一番,就放下电话。对这件事,黎明早有所闻,而且知根知底,他知道法院在这个事件中的职责。 不久前,汴阳市中级法院主持召开了汴阳市内衣厂债权人大会。这次会议是内衣厂破产程序的关键一步。谁知自这次会议开过,一二百家债权人和上千名的职工就行动起来,他们成群结队找汴阳市中级法院说理,债权人认为企业必须如数还债,职工们认为企业根本就不该破产。法院哪里能解决这等难题,上访的人又拥向汴阳市政府,政府的市长副市长们就躲着不见,也许他们知道与这些怒火燃烧的群体短兵相接效果肯定不佳。结果成群结队的人马上又开到省政府。也是省会城市的优势,市政府距省政府并不遥远。省政府很轻松地一脚将这个球踢回了市政府。黎明做事总爱刨根问底,就像医生治病,不找到病根怎么下药。法官们早把内衣厂破产纠纷与衰败的内幕向他倾倒得淋漓尽致。 汴阳市内衣厂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从上海市迁来的企业,工厂的管理层人物,车间的技术工人,全是上海人,企业一千多人中,本地人只有百分之二十。本地人称上海人为南蛮子,南蛮子叫本地人为北侉子。内衣厂进入汴阳市后就显示出它精明的经营之道与精湛的工艺技术。那年代,不像如今,名牌衣服满天飞,叫人看得眼花缭乱、真假难辨。不过,这家内衣厂的“矛盾牌”内衣确实是公认的好东西,它好在货真价实、质地正宗、做工考究、品种繁多、款式新颖、结实耐用、穿着舒适。从五十年代直到九十年代,内衣厂一路走来,可谓兴盛发达。产品覆盖了全国,走向了世界,出口四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就连以纺织品为强项的日本国,也抵挡不住矛盾牌内衣的挑战。至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的内衣市场,更是汴阳市内衣厂一展风采的舞台。四十多年了,汴阳市内衣厂一直是神州内衣行业的排头兵,到七八十年代,企业已有六七千名职工,成为全国同行业中规模最大产品最优的领军企业。就这样走向辉煌的一家企业,步入九十年代中后期,却形势逆转、一路滑坡,直到如今落入谷底走向破产。不过有一种怪现象确实令人不解,正在走向破产也是马上就要破产的内衣厂,并没有停止内衣的生产,只是生产的内衣不再是原来的商标品牌,而用上了当前国内的驰名商标。原来的机器设备还在运转,只是有的机器挪了地方,或卖掉或抵债出去了,操作机器的技工还是内衣厂的职工,只是他们不再为国家的企业干了,厂大门口的“汴阳市内衣厂”的牌子不知啥时间被人摘掉了。有人说,一家南方的大企业正准备着买下即将破产的内衣厂,有人说,内衣厂是化整为零各自发财去了。有人说,这是现任厂长故意策划的结果。也有人像发现了机密似的说,内衣厂走向衰败,是因为北侉子掌权的缘故。这企业从上海过来,历届厂班子成员都是南蛮子,虽然也有个把北侉子,但那就是一星半点,根本左右不了大局。直到八十年代后期,厂里的班子成员发生了变化,南蛮子比例开始下降,北侉子人数逐年增多。到九十年代,厂里的一二把手都成了地道的北侉子,也是这期间,厂里许多规矩被破掉了,内衣厂就走起下坡路了。也有人讲,内衣厂的兴衰,与南蛮子掌舵还是北侉子握权,并没有因果关系。自南蛮子五十年代落户汴阳市,四五十年过去,早被北侉子同化了,加上相互通婚联姻结亲,新一代内衣厂的人已是南北混杂了。这里已没有正宗的南蛮子,也没有地道的北侉子。这一代人应该是集南蛮子与北侉子优秀品质于一身的新生代。可是,他们却失败啦,真是让人不好理解。有人就分析道,这种失败,有大气候导致的原因,也是新生代掌权人经不住市场经济的挑战,经不住金钱物质诱惑的结果。内衣厂的厂长变贪了,有了贪心,就想着法子变换手段地把谋私成分掺进管理经营、利益分配之中,把公有的财富集体的利益化为了私有……厂里乱了,人心散了,上梁不正下梁歪,大家都蠢蠢欲动了,都要谋私,结果是大权大谋,小权小谋。没权的工人就用偷和拿的方法,也谋起私,下班时掖进衣衫里一两件内衣,以至于发展到携大包小包的内衣,大摇大摆地走出厂大门,这种吃里爬外的行为已成为家常便饭。门卫换了又换,就是制止不住。哪里是治不住,是工人阶级私下达成共识,不能只叫厂长放火,不叫百姓点灯。一时间,有首民谣从这里流传开了:“世界有个加拿大,汴阳有个大家拿。”正是这时候,有一台从大洋彼岸进口的价值连城的内衣机器,运进汴阳内衣厂,第二天这台价值上千万元的东西就没影儿啦。至今,这个被列为盗窃国家财产的大案还没有破。黎明听到有关内衣厂这么多的情况和舆论,他知道,如今内衣厂走到破产这步田地,并非技术工艺落后,产品老化滞销。要不,为什么他们还在生产内衣,而且这内衣能贴上别家的驰名商标销售出去呢?显然,是人心变了,变得缺了德行,变得没了职业道德。人一旦失去了德,经营管理的企业能不垮吗! 当黎明接到栗市长的电话时,他就有了一种沉重的压力,哪个领导都在强调,稳定是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的事情,当然,法院的任何判决工作,首先应该考虑到它的效果是否会影响稳定,而对于眼前内衣厂破产事宜的裁决,无论怎么弄它的结果都难以稳定,都不能叫债权人和职工服气。因为黎明不只是知道债权人和工人们上访围堵政府的做法不对,他还知道是什么原因使这些人做出这种不该做的事。债权人要讨回他们的血汗钱,工人们要的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这两件事,仅靠法院的裁定判决,根本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内衣厂现有的那点家底,不仅还不了债权人的血汗钱,更解决不了工人的温饱问题。法院根本变不出钱来。市长能直接打电话与他说这事,已是特殊情况,若不是市政府大门被工人们堵住,他是不会找法院院长的。从理论上讲,法院并不属政府领导,市长也不能指挥市法院院长,对这个问题,市长和院长都懂的。眼前的事,也是有点紧急。内衣厂在省会,不是一般企业,六七千名产业工人万一闹腾起来,那是不得了的。市长希望立即用法律手段将事态压住、平息,平安无事就好。刚才电话中,栗致炟特别强调,要加快对内衣厂的破产程序的推进。市长的意思他十分明白,但是有些事市长并不明白,这就叫事非经过不知难。因为市长不管判决的事,黎明管这事,黎明知道个中的疑难。从法律的角度讲,企业破产了,又无还债能力,这种债务只有黄了,债权人只能认倒霉了。对数千名职工来讲,企业破产了,只能照有关破产法给予他们适当的补助,以后的生计只能是找市场了,这就是市场经济,政府对这事没有责任的,责任都在企业里面。然而,若是敢这样判决,那等于火上浇油,正群情愤怒的六七千名职工,要比一两百人的债权人厉害多了。要讲稳定嘛,还真不能加快推进破产的法律程序,怎么办?黎明在思索面前的难题。有没有更为妥善的方法,或者说,有没有不激化矛盾的方法,不能引起骚乱,别叫当事人成群结队上访说事,上下奔波聚集政治中心游说打标语横幅乱发传单……这是上级对每一家执法机关的要求。本来,作为审判案件的法院,只要依法办案就是恪守神圣的职责了。而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就是他们行动的指南。他们不需考虑法律以外的东西,他们的天职是忠实于法律的概念并忠实地执行法律。可是,对于院长黎明,他不能这样单纯,这么简单。他的眼睛必须看到法律之外的诸多因素,他的大脑必须想到,怎样办案,怎样判决方能使社会相对稳定,矛盾相对淡化。这一点,是与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官所不同的。这是国情使然,也是黎明与他的同仁的使命。这是任何一部法律教科书中所没有的内容,也许它就是无法写进教科书中的另类理论。黎明懂得,这叫中国特色,懂得这种特色并把握这种特色,那是只能在实践的摸爬滚打中历练成就的,没有实践的经验与必有的悟性,是很难把握准这种执法的理念与方法的。面对六七千名产业工人的生计问题、利益得失,黎明是慎之又慎的。这是一个团队,不只是一个个的人。尽管内衣厂已到山穷水尽寿终正寝之时,但是在它尚未盖棺论定之时,几千名职工还是抱有这样和那样的幻想,希冀出现奇迹,东山再起。也许,六七千名职工的期望只是一厢情愿,市场经济的走势不是他们的主观愿望能够逆转的。但是,有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当下破落的内衣厂仅剩的家底家产,是无法打发这么多“嗷嗷待哺”的职工的,更别提那些还在咄咄逼人的债权人了。这六七千名职工,就会在拿不到该拿的安置费用时怒气冲冲,把个省城弄得地动山摇,到那时哪里还谈得上稳定。 黎明考虑到可能引起的后果,就没有遵照栗市长的意图行事,反而,他要放慢对内衣厂破产程序的推进。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火气都会在其中获得损耗和缓冲,更重要的是,在这期间,又为政府一方挤出搜肠刮肚寻觅稍好一点的解决问题方法的时间。当然,这只是治标,仅仅是对一个内衣厂破产的事情。使黎明更为警觉的是,近来不如意的事情何以增多,无论是山区小城工头老板百分之百地换老婆包二奶养小蜜;还是官员使用权力强xx圣洁的法律,以权代法,故意将案办错,以达到为己目的;还是以权阻法,设置障碍,使判决的案子无法执行;还是眼前的内衣厂破产,一家本来上好的企业,却被以权谋私的人榨干了“油水”,倒腾得要破产了,个中卑劣行为、舞弊的勾当肯定举不胜举。倘若诸如此类的弊端得不到解决,神圣的法院则愈来愈显得苍白乏力。因为这么多虽不属法官职责范畴的事端,最后却要法院去承担它的责任。黎明面对许多不尽如人意、许多道德沦丧、许多丧失天良的现实,他冥思苦想,这是为什么?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思索,他终于得出结论,这是人们缺了德行。人们何以缺德?缺德症何以如此严重?他想对此追踪探究,这也许是当今社会疑难杂症的病根。

本文由www.773.net-773net必赢最新网址『Welcome』发布于文学天地,转载请注明出处:黎明却没有这样做,对于2·14情人节大火案的定性

上一篇:也是罗虹的市长丈夫的事,但罗虹是妻子 下一篇:栗致炟却没有像罗虹想象的那样,栗致炟几乎就
猜你喜欢
热门排行
精彩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