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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却没有这样做,目的就是想见到黎明院长
分类:文学文章

栗致炟市长打来电话,告诉黎明院长,市政府大院正被汴阳市内衣厂的四五百名职工围堵得水泄不通,搞得政府的人出不去,外边的人进不来。栗市长打电话给黎院长的意思并非叫他去帮助市政府做解围工作,这种事政府自有办法,也正在进行。堂堂的市政府叫上访的人堵住门还像话吗,没待市长深说,黎明已知晓他的意思是让法院加快汴阳市内衣厂的破产程序。在市长心目中,这家企业只要一破产,一切就算画上了句号,不管工人们满意还是不满意,事情到此为止。就像绿茵场的裁判,哨子一吹,判决出台,踢球的运动员只能无条件服从裁判的判决,即使你以为那判决错啦,也要执行。倘若你再寻衅滋事,裁判随时会亮出黄牌警告甚至掏出红牌将你驱逐出比赛场地。在许多领导人物心中,对这种吹哨裁决一锤定音的弄法是很自信的。但是,作为社会的大裁判们,也可以说是执法的法官们,对这种把一切矛盾难题推到法院,靠法官一锤定夺黑白胜败的做法确实不无担忧。市长与院长在电话中简明扼要地交流一番,就放下电话。对这件事,黎明早有所闻,而且知根知底,他知道法院在这个事件中的职责。 不久前,汴阳市中级法院主持召开了汴阳市内衣厂债权人大会。这次会议是内衣厂破产程序的关键一步。谁知自这次会议开过,一二百家债权人和上千名的职工就行动起来,他们成群结队找汴阳市中级法院说理,债权人认为企业必须如数还债,职工们认为企业根本就不该破产。法院哪里能解决这等难题,上访的人又拥向汴阳市政府,政府的市长副市长们就躲着不见,也许他们知道与这些怒火燃烧的群体短兵相接效果肯定不佳。结果成群结队的人马上又开到省政府。也是省会城市的优势,市政府距省政府并不遥远。省政府很轻松地一脚将这个球踢回了市政府。黎明做事总爱刨根问底,就像医生治病,不找到病根怎么下药。法官们早把内衣厂破产纠纷与衰败的内幕向他倾倒得淋漓尽致。 汴阳市内衣厂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从上海市迁来的企业,工厂的管理层人物,车间的技术工人,全是上海人,企业一千多人中,本地人只有百分之二十。本地人称上海人为南蛮子,南蛮子叫本地人为北侉子。内衣厂进入汴阳市后就显示出它精明的经营之道与精湛的工艺技术。那年代,不像如今,名牌衣服满天飞,叫人看得眼花缭乱、真假难辨。不过,这家内衣厂的“矛盾牌”内衣确实是公认的好东西,它好在货真价实、质地正宗、做工考究、品种繁多、款式新颖、结实耐用、穿着舒适。从五十年代直到九十年代,内衣厂一路走来,可谓兴盛发达。产品覆盖了全国,走向了世界,出口四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就连以纺织品为强项的日本国,也抵挡不住矛盾牌内衣的挑战。至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的内衣市场,更是汴阳市内衣厂一展风采的舞台。四十多年了,汴阳市内衣厂一直是神州内衣行业的排头兵,到七八十年代,企业已有六七千名职工,成为全国同行业中规模最大产品最优的领军企业。就这样走向辉煌的一家企业,步入九十年代中后期,却形势逆转、一路滑坡,直到如今落入谷底走向破产。不过有一种怪现象确实令人不解,正在走向破产也是马上就要破产的内衣厂,并没有停止内衣的生产,只是生产的内衣不再是原来的商标品牌,而用上了当前国内的驰名商标。原来的机器设备还在运转,只是有的机器挪了地方,或卖掉或抵债出去了,操作机器的技工还是内衣厂的职工,只是他们不再为国家的企业干了,厂大门口的“汴阳市内衣厂”的牌子不知啥时间被人摘掉了。有人说,一家南方的大企业正准备着买下即将破产的内衣厂,有人说,内衣厂是化整为零各自发财去了。有人说,这是现任厂长故意策划的结果。也有人像发现了机密似的说,内衣厂走向衰败,是因为北侉子掌权的缘故。这企业从上海过来,历届厂班子成员都是南蛮子,虽然也有个把北侉子,但那就是一星半点,根本左右不了大局。直到八十年代后期,厂里的班子成员发生了变化,南蛮子比例开始下降,北侉子人数逐年增多。到九十年代,厂里的一二把手都成了地道的北侉子,也是这期间,厂里许多规矩被破掉了,内衣厂就走起下坡路了。也有人讲,内衣厂的兴衰,与南蛮子掌舵还是北侉子握权,并没有因果关系。自南蛮子五十年代落户汴阳市,四五十年过去,早被北侉子同化了,加上相互通婚联姻结亲,新一代内衣厂的人已是南北混杂了。这里已没有正宗的南蛮子,也没有地道的北侉子。这一代人应该是集南蛮子与北侉子优秀品质于一身的新生代。可是,他们却失败啦,真是让人不好理解。有人就分析道,这种失败,有大气候导致的原因,也是新生代掌权人经不住市场经济的挑战,经不住金钱物质诱惑的结果。内衣厂的厂长变贪了,有了贪心,就想着法子变换手段地把谋私成分掺进管理经营、利益分配之中,把公有的财富集体的利益化为了私有……厂里乱了,人心散了,上梁不正下梁歪,大家都蠢蠢欲动了,都要谋私,结果是大权大谋,小权小谋。没权的工人就用偷和拿的方法,也谋起私,下班时掖进衣衫里一两件内衣,以至于发展到携大包小包的内衣,大摇大摆地走出厂大门,这种吃里爬外的行为已成为家常便饭。门卫换了又换,就是制止不住。哪里是治不住,是工人阶级私下达成共识,不能只叫厂长放火,不叫百姓点灯。一时间,有首民谣从这里流传开了:“世界有个加拿大,汴阳有个大家拿。”正是这时候,有一台从大洋彼岸进口的价值连城的内衣机器,运进汴阳内衣厂,第二天这台价值上千万元的东西就没影儿啦。至今,这个被列为盗窃国家财产的大案还没有破。黎明听到有关内衣厂这么多的情况和舆论,他知道,如今内衣厂走到破产这步田地,并非技术工艺落后,产品老化滞销。要不,为什么他们还在生产内衣,而且这内衣能贴上别家的驰名商标销售出去呢?显然,是人心变了,变得缺了德行,变得没了职业道德。人一旦失去了德,经营管理的企业能不垮吗! 当黎明接到栗市长的电话时,他就有了一种沉重的压力,哪个领导都在强调,稳定是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的事情,当然,法院的任何判决工作,首先应该考虑到它的效果是否会影响稳定,而对于眼前内衣厂破产事宜的裁决,无论怎么弄它的结果都难以稳定,都不能叫债权人和职工服气。因为黎明不只是知道债权人和工人们上访围堵政府的做法不对,他还知道是什么原因使这些人做出这种不该做的事。债权人要讨回他们的血汗钱,工人们要的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这两件事,仅靠法院的裁定判决,根本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内衣厂现有的那点家底,不仅还不了债权人的血汗钱,更解决不了工人的温饱问题。法院根本变不出钱来。市长能直接打电话与他说这事,已是特殊情况,若不是市政府大门被工人们堵住,他是不会找法院院长的。从理论上讲,法院并不属政府领导,市长也不能指挥市法院院长,对这个问题,市长和院长都懂的。眼前的事,也是有点紧急。内衣厂在省会,不是一般企业,六七千名产业工人万一闹腾起来,那是不得了的。市长希望立即用法律手段将事态压住、平息,平安无事就好。刚才电话中,栗致炟特别强调,要加快对内衣厂的破产程序的推进。市长的意思他十分明白,但是有些事市长并不明白,这就叫事非经过不知难。因为市长不管判决的事,黎明管这事,黎明知道个中的疑难。从法律的角度讲,企业破产了,又无还债能力,这种债务只有黄了,债权人只能认倒霉了。对数千名职工来讲,企业破产了,只能照有关破产法给予他们适当的补助,以后的生计只能是找市场了,这就是市场经济,政府对这事没有责任的,责任都在企业里面。然而,若是敢这样判决,那等于火上浇油,正群情愤怒的六七千名职工,要比一两百人的债权人厉害多了。要讲稳定嘛,还真不能加快推进破产的法律程序,怎么办?黎明在思索面前的难题。有没有更为妥善的方法,或者说,有没有不激化矛盾的方法,不能引起骚乱,别叫当事人成群结队上访说事,上下奔波聚集政治中心游说打标语横幅乱发传单……这是上级对每一家执法机关的要求。本来,作为审判案件的法院,只要依法办案就是恪守神圣的职责了。而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就是他们行动的指南。他们不需考虑法律以外的东西,他们的天职是忠实于法律的概念并忠实地执行法律。可是,对于院长黎明,他不能这样单纯,这么简单。他的眼睛必须看到法律之外的诸多因素,他的大脑必须想到,怎样办案,怎样判决方能使社会相对稳定,矛盾相对淡化。这一点,是与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官所不同的。这是国情使然,也是黎明与他的同仁的使命。这是任何一部法律教科书中所没有的内容,也许它就是无法写进教科书中的另类理论。黎明懂得,这叫中国特色,懂得这种特色并把握这种特色,那是只能在实践的摸爬滚打中历练成就的,没有实践的经验与必有的悟性,是很难把握准这种执法的理念与方法的。面对六七千名产业工人的生计问题、利益得失,黎明是慎之又慎的。这是一个团队,不只是一个个的人。尽管内衣厂已到山穷水尽寿终正寝之时,但是在它尚未盖棺论定之时,几千名职工还是抱有这样和那样的幻想,希冀出现奇迹,东山再起。也许,六七千名职工的期望只是一厢情愿,市场经济的走势不是他们的主观愿望能够逆转的。但是,有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当下破落的内衣厂仅剩的家底家产,是无法打发这么多“嗷嗷待哺”的职工的,更别提那些还在咄咄逼人的债权人了。这六七千名职工,就会在拿不到该拿的安置费用时怒气冲冲,把个省城弄得地动山摇,到那时哪里还谈得上稳定。 黎明考虑到可能引起的后果,就没有遵照栗市长的意图行事,反而,他要放慢对内衣厂破产程序的推进。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火气都会在其中获得损耗和缓冲,更重要的是,在这期间,又为政府一方挤出搜肠刮肚寻觅稍好一点的解决问题方法的时间。当然,这只是治标,仅仅是对一个内衣厂破产的事情。使黎明更为警觉的是,近来不如意的事情何以增多,无论是山区小城工头老板百分之百地换老婆包二奶养小蜜;还是官员使用权力强xx圣洁的法律,以权代法,故意将案办错,以达到为己目的;还是以权阻法,设置障碍,使判决的案子无法执行;还是眼前的内衣厂破产,一家本来上好的企业,却被以权谋私的人榨干了“油水”,倒腾得要破产了,个中卑劣行为、舞弊的勾当肯定举不胜举。倘若诸如此类的弊端得不到解决,神圣的法院则愈来愈显得苍白乏力。因为这么多虽不属法官职责范畴的事端,最后却要法院去承担它的责任。黎明面对许多不尽如人意、许多道德沦丧、许多丧失天良的现实,他冥思苦想,这是为什么?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思索,他终于得出结论,这是人们缺了德行。人们何以缺德?缺德症何以如此严重?他想对此追踪探究,这也许是当今社会疑难杂症的病根。

早上七点钟的时候,市长及同僚们的住宅小区大门口已静坐着十多个身穿白色孝衣的男女老少们,看上去像是一个家族的人。其中有人举着写有大字的牌子,牌子上写的是“请黎明院长为百姓伸冤!”。还有三四个人扯着一条横幅,黑色的大字是“杀人偿命!自古公理!”。跪在大门正中是个十来岁的孩子,他穿的白色孝服上书写着这桩杀人案的前因后果,可算是上诉书,上诉书的结尾是:“枪毙杀人凶手,慰藉冤魂之灵!”其中有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不时对着大门里边高声呼叫道: “黎明——你管不管!冤啊!”她直呼汴阳市法院院长的姓名,引来了许多在绿地广场晨练的男男女女,有的人在议论,说她不该这样大喊大叫,有的人是看热闹。人越挤越多,不大一会儿,已远远超过这班堵门上访的人。 眼看上班时间到了,里边的一个个政府要员出不去,怎么办?小区的工作人员和警卫都在耐心地做着堵门人的工作,让他们相信政府、相信司法部门,问题是会得到解决的,不能用这种堵门的办法。还有人讲,这样做是违犯新刑法的,要犯扰乱社会治安罪的……那班穿白色孝服的人说:俺们的人都叫捅死啦,竟没人抵命,俺们犯啥子罪,要是不把凶手枪毙,俺们都豁出去啦,就是弄到北京,倾家荡产也得打这官司…… 电话已打到黎明家,告诉他这会儿别出来,上访的人正要找他,他一出来,会被围攻的。对这种围堵大门的行为,工作人员有的是办法,他们经的这种事多了,他们相信,用不了多大工夫就能把大门口整治得风平浪静了。 电话来之前,黎明已经知道大门口的景象,而且他知道这班人上访的原由,他们已经不是初次尝试这种围堵大门的行动了。之前,他们曾经到过汴阳市中级法院、汴阳市委大门口围堵过,叫屈喊冤。这是一起误伤人命案,由于罪犯认罪态度好,又有自首行为,且不是故意杀人,根据有关刑法,对罪犯判的是死缓。黎明懂得,从依法办案的角度看,这种判决已经够重的了。而且,办案的程序也很规范,也是因为受害人家属的反复上访,他亲自过问过这起案件。从感情上说,他很同情受害人一家的不幸遭遇;从法律上说,他不能让属下对已经判决的结果改判,因为法官们是在依法办案。他已经部署过,要做好受害人家属的思想工作,使他们学点法律、懂点法律、理解点法律。这么多年,他不仅为不出错案、冤案在全身心地努力着,同时,也在为全民的普法工作费尽心思,想改变这种顽固的观念谈何容易。是的,就眼下的现状,法制治国还有很漫长的路程,也许,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但是,必须朝那个目的地走。尽管步履出奇的艰难,节奏出奇的缓慢。仅看这起案件,又是中国传统的“杀人抵命”的观念在影响着受害人。他们不懂,即使人命案的凶手,也有多种判决的结果,法律是理智的、公平的,也是无情的,它绝不像当今大多不懂法的人们对它的认同和理解。可是,你能去指手画脚地指责不计其数的人吗?执法环境的困惑乃至恶劣,只是怨他们吗?几千年的积弊滋生的疑难顽症,只能慢慢医治吧。 黎明没有照着工作人员为他设计的办法,去回避这班来访的人,反而,他轻松从容地走来了,走到围堵大门的人们面前,很诚恳地说,我也早想找你们谈谈了,为这事你们已经够辛苦了,今天来到家门,咱们好好聊聊,不过,你们得听我安排。来访的人很吃惊,他们没有想到今天真的能见到黎明院长。汴阳市一年受理的案件就有数万起之多,法院只有一名院长,倘若他每案必办或必问的话,那只能是天方夜谭。 上访的人,不管采用什么手段,他们的目的都是想解决问题,想让官方依照自己的愿望去做工作、去办事,这样的结果才会被他们认可,认为是解决了问题。当这班穿着孝服的人看到全市最大的法官走过来了,要亲自接见他们了,他们一时有点受宠若惊。尽管他们来这个特殊的地方围堵大门,目的就是想见到黎明院长,但是他们压根儿就没想到真的能见到院长,这也是众多的上访者共同的“遭遇”。因为诸如此类的行为,原则上讲,大官们是不会接待他们的,而且这种行动往往适得其反,它会引起官员的反感,认为他们行动过激,不明事理,他们的行为仅仅建立在自己偏见的基础上,那想法和愿望当然只能是一厢情愿。黎明院长叫他们当家的人过来,其他的人立即撤离,该回家的回家,该上班的上班。他们果然听话,其中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向家人发话叫大家听黎院长的,他照着黎明定的人数,带着两个人,随黎明走进大门口值班室,另外的人只是一瞬间就散伙儿了。 黎明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这时候方才七点半,一般都是从这个时间开始,诸位领导就先后乘上自己的专车奔往工作的场所了。他把堵塞大门的火力引进值班室,先是很家常地与三个上访者寒暄几句,就书归正题了。黎明是策略的,几十年的法官生涯,早把他磨炼成一个经验丰富且善于审理疑难案件和处理突发事件的行家里手。今天的事,他的调调是不就事论事,而是与对方交流一下思想认识,说明判案的方法,最后指明,就这个案子该去找谁,找人时只需一两个人就行,不可全家皆去,那样做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劳民伤财。黎明知道这些受害者与法官的差距是什么,上访的受害者以为,他们的案子是法官判决的,法官想怎么判就怎么判,判决过的案子,想怎么改就怎么改,大权在法官手中。黎明告诉上访人,法官的权力是正确运用法律的权力,案子发生了,法官只能是依照有关法律条文的旨意和指向去判决,如果是判错了,那就是其中有违背法律的行为,这就要具体指出,判决违背了哪方面哪一条有关法律条文,无论是判决还是改判都是有法律依据的,任何一个法官都不能抛开法律随心所欲地判案的。黎明还告诉他们:你们若不服判决,可以找你们信任的律师,让他们看看判决有没有违背法律的地方,如果没有,你们再上访也没有用的,如果有,它违背的是哪条哪款,你们可以通过正常渠道上诉。事情就这么简单,不要以为我是法院院长,我想咋改判就能咋改判,我怎么能有那种权力?我也只能听法律的,不能叫法律听我的。好了,我还有急事马上得去办理,你们有什么不清楚的可以去询问我刚才介绍的那位法官。还是那句话,别再倾家出动了,这事不是打架,人多势众就成。 黎明的话尽管中肯,三个上访人还是不想叫他走,好像还有许多心事没倒出来,可又不知道从哪里说起,也许,黎明把分歧的焦点阐述明白了,他们就没什么可说了。他们本以为,找到了全市最大的法官,只要得到他的理解,已判成死缓的就能改判成立即执行的死刑。黎明虽然没有正面在案件上与他们交锋,但是言外之意已很明白,这案子判得是有法律依据的,倘若改判,必须找出它违背了哪条有关的法律,若找不出这种谬误,谁也无权改判。没有办法,三个上访人只有眼巴巴地看着黎院长走进等候他多时的汽车里。接待这起上访人,在这个地点这个时间确实是破例了。今天黎明的工作安排得很满,要参加两个会议,其中有一起大案的审委会。工作无论多忙多累,他从无怨言,而且早已养成乐在忙中、乐在累中的心态了。当他把工作作为一种事业,将法律视为一种“圣经”的时候,他的工作已成为履行神圣责任和义务的天职。使他感到有压力和郁闷的是他的忠诚于天职的行为常不被人理解,甚至引起某种指责。前不久,他终于力排众议,将汴阳2·14情人节大火案定性为重大责任事故案,在这起大案定性的关键时刻,他很感谢市委书记赵宏新的理解与支持,尽管站在他的观点一方的是少数人。由于大火案没有照着诸多权威人士希冀的那样,定成故意纵火的刑事案,这样一来,汴阳市的有关行政执法部门的头头脑脑就要被追究责任,受到惩处,特别是新城区的区长,将因为这起重大责任事故而引咎辞职。这种辞职实质与免职没啥区别,只不过听起来像是自己主动不干了,辞掉了职务,实际并不是那回事。这个区长在位时人缘挺好,又很能干,所以许多同仁都想保住他的官位,这也是他们要把案子定性为故意纵火的真实目的。这样定性牺牲的是小卒,保住的是将帅。从全局观念看,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是,黎明认为,这样的定性是有悖法律的,而且它所引起的负面效应是非常严重的。因为那个操作电焊的工人不是故意放火,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要放火,在刑事法律的量刑规定中,没有确凿的证据,是不能判决为故意犯罪的。尽管这个电焊工是个无名之辈,若将他判为死刑,立即执行,对坐在审判席上的法官来讲,是不难的事。他们可以运用先辈们那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技法,因为不少人已将事在人为理解偏了,他们会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找到证据,证据不确凿的情况下把它弄确凿,为了达到预定的目的,他们甚至会执法犯法,用伪证替代事实,拿指令当作法律。先定下罪名,然后去寻觅罪证,这个民族的先辈中确有这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天才,他们就这样在权大于法的背景下,制造出一个又一个冤案。不该枪毙的人被治死了,该惩处的人物一个又一个地被保护了。在正义被践踏、真理被强xx的时候,民心被赶进了荒原,失去了家园,没有了归宿。黎明认为,这是最危险的后果。黎明想,他不能背叛自己的良知。对于被迫辞职的新城区区长,他也是很同情的,他何以非要和区长过不去呢?自己与这位区长无冤无仇无任何恩怨利害关系,很多人不理解他,为啥放着落好的事、为自己铺路的事不去做,为了一个无名小卒得罪了诸多实权派人物,值吗?划得来吗?没有办法,对黎明讲,只能这样做,因为是他信仰的那部“圣经”叫他这样做的。他陷进了泥潭,他却没有听天由命,任其愈陷愈深,他正在竭力自拔,他要继续前进。这件事对他而言已是历史,他翻过这一页,匆匆走进下一个篇章,去处理一起刑事案件。眼下,几名法官正在法院等着他呢。 这是一起雇凶杀人案,这种案子又使他陷入一种新的困惑,不知为什么,近来雇凶杀人的案子突然多起来,而且有被杀的人职务越来越高,雇凶的人权力越来越大,付给杀手的报酬越来越多的趋势。这种不正常的又十分离谱的行为又像一种瘟疫,在不声不响地传染蔓延,短短的几年时间,它急速发展的态势令人触目惊心。无论是沿海,还是内陆,是经济活跃的富饶城市,还是封闭保守的贫穷乡镇,雇凶杀人的事却异曲同工的相似。作为一个大省的钟南省,在这等恶劣的行当里,已成为这一犯罪领域中的高发区。身为钟南省省会最权威的法官,每次审判和调查这类案子,他的心情都特别沉重。黎明对法官的要求是很高的,首先是对自己的要求,他知道自己一言一行的示范作用。他以为,一个称职的法官,不仅是一名谙知法律办案练达判案准确的专家,还应当是一个社会学家,一个哲学家。他不仅能圆满地做好审判工作,还能够发现诱发罪犯犯罪的原因,同时,他还有责任去清除和减少这种诱发犯罪的条件。这些在一般人视为法律之外的东西,根本不是一个法官分内的职责,法官也没有能力和条件完成这种系统工程,可是,对于黎明,他一直在悄悄地做着。他一直在思考在研究这个课题,自市场经济活跃以来,他从掌握到的来自天南海北、四面八方的雇凶杀人案例中,发现一种规律,这种杀人,一般情况跑不出三种利害关系:一是因权力之争官员杀官员的;二是因金钱之争合伙人杀合伙人的;三是因情感之争丈夫杀妻、杀二奶、杀情人的,反之是妻子、二奶、情人们之中有人杀男人的,或是女人间相互残杀的。他将引发这三种犯罪的根源归于观念的偏向和谬误,即“官念”、“钱念”和“情念”的误区。他在力图扭转这种观念,尽管他人微言轻,对如此的庞然大物。之所以形成一种自以为是的顽固观念,那是有它极其深刻的渊源的,他以为“官念”的误区来自几千年的一个民族的劣根性,为了争夺权力,父子反目成仇,兄弟相互残杀的故事在一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中并不少见;有人说,这个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宫廷斗争史,一部权力争夺史,一部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的阴谋史,它的结论是胜者为王败者寇。实际上呢,哪里是那回事啊!有多少仁人志士、忠良英杰冤死在胜者为王的屠刀之下,难道他们是贼寇吗?可是,还有多少后人在津津有味地赞美着并效仿着双手沾满正义与忠诚化身的鲜血的刽子手,这类刽子手是胜利者,是权力格斗的赢家。黎明很早就走出了这种观念的误区,他有一个追求真理的信念,这种信念压根儿就不依赖权力。特别是当雇凶杀人的事一出现在当今的政界官场,他马上与历史联系了起来。他发现,原来这是官场历史剧的重演,历史悲剧的再现,现代人在承传传统的丑陋与恶念,且有所发展和创造,当然,这是一种危险的发展和创造。他以为“钱念”的误区大多来自外来文化的影响,在市场经济猝不及防地降临之时,已经被西方人唾弃的金钱至上的观念,却被国人奉若神明,在这些人心中,金钱可以买到一切,他们把金钱视为生命。至于“情念”的误区,则是在权力和金钱这两样肮脏丑恶的魔鬼驱动下,滋生的缺德无德病症。黎明想的是,不能只满足于正确处理、判决这类层出不穷的案件,而是要寻觅减少这种案件的举措和办法,就像一个真正的医生,治病不是单一的目的,防病应该是最佳的追求,所谓“治疗为辅,预防为主”即这个道理。正是基于这种目的,他以法院院长的身份,从一位社会学家的角度,部署并策划了近期召开的两个专题研讨会。其一是“关于权力与金钱引发犯罪的研讨会”;其二是“诊治缺德病症研讨会”。倘若能导向人们对做官、对挣钱都有了正确的观念,又都拥有了德行,他们还会犯罪吗?是啊,黎明企图配制一种对犯罪病症有着奇特疗效的良药,这服良药能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无疑,黎明的期望值太高了,也许,找到滋生雇凶杀人的“病根”并不难,然而,去抑制这种病毒的蔓延以至清除这种病根却是难上加难的。没办法,黎明处事的态度就是这样,他记住了一个世界名人的教诲:“要达到一个目标,你瞄准的目标必须高于这个目标。”所以,他总是高标准地要求自己。当他走出电梯,楼道里响起他稳重的有节奏的脚步声时,已在他的秘书办公室里等候他的几名法官匆匆走过来,随着他走进院长宽大明亮的办公室。与黎明共过事的法官知道,院长的时间观念很强,工作安排得紧张紧凑,有条不紊,他若约你十点整来研究工作,你若迟到了十五分钟,待你到时,他已开始研究另外的事宜了。走进黎明办公室的几个法官,其中一个是某县法院的院长,眼前正在办的刑事案子中雇凶杀人嫌疑犯就是这个县级政府的一个局长。局长雇凶杀人不是因为权力之争去杀他的政敌,而是感情纠葛杀了他的妻子。黎明亲自看了案件卷宗及公安、检察部门提供的材料,他发现此案案情复杂、疑点颇多,就准备扑下身子,将案件查个一清二楚,决不能在他的眼皮底下出现一个冤死鬼,也不能在他的眼皮底下放走一个真正的罪人。黎明说过这样的话: “我要守卫好汴阳市的最后一道防线,这不仅是神圣的天职赋予我的崇高职责,也是一名法官应该具备的良知良能。”他知道,只有树立这种信念,才能维护汴阳市的司法形象,实则也是钟南省的形象。

住在这个小区的人都是省会级的领导。这里的房舍不像一般的小区,有七八层的多层建筑或二十层之多的高层建筑。它也不是那类新贵云集的独体别墅区。这里的建筑最高三层,低者两层。栗致炟的房子在一座三层楼中的二层,每层住有两户,他的对门或叫邻居,住的是汴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黎明。 说起黎明,与栗致炟的确有缘分。他俩不仅是中学同窗,又是到过同一方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如今,又都升到省城的领导职位上,又住进一座楼房的一个单元的同一层。你能说这不是缘分? 黎明和栗致炟的故里都在钟南省东邻的河东省的一个小县城,早先,这个名字叫贺兰的小县也属钟南省的地盘,后来,由于区划的变更,贺兰县划归了河东省,那是一九六六年的冬秋之交,十六岁的黎明和十四岁的栗致炟一道踏上了赴革命圣地井冈山的旅途。原来,他们都在贺兰县中学就读,这是一所完中,也是全县最好的最高学府。黎明已读高中一年级了,栗致炟还在初三。因为大家都在搞“文化大革命”,学校已经停课三四个月了,学生们戴上红卫兵袖章,卷入了轰轰烈烈的革命造反活动,不计其数的红卫兵拥进首都北京,去接受伟大领导人的接见、检阅。奔赴井冈山去朝拜革命圣地,也是响应伟大领袖的红卫兵大串联的重要指示。也是在那个时候,两个在井冈山相遇的毛孩子方才相识。先前他们虽在一个学校读书,但不在一个班级,拥有数千人的完全中学,哪里有接触的机会。那是一次无比狂热、无比激动,又愚昧的行动,但是,当时他俩的灵魂深处是把赴井冈山之行与唐僧孙悟空奔西天取经相比肩的。如今,他们都不愿意回忆那段历史,都想把那些记忆驱跑赶散。值得黎明回忆的,是他在同伴中有百分之七十的男女知识青年同居,其中有百分之五六的正式结婚,百分之二十的有了私生子的氛围中,却属于那少数的百分之三十的行列。他用坚强和毅力,用忍耐加柔韧,度过了那段漫长的寂寞枯燥的日子。就在全国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一九七七年,他考进了江南一所名牌大学,开始步入少年时代就做着的法官梦的征程。他读的是法律专业,是的,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还是初中生的黎明就企望着有朝一日能进入政法类的大学攻读。这个梦终于实现了,走进大学那年,他已经二十七岁。那是中国历史上最特殊的一届大学生,不像正常时期,应届高中毕业生是大学一年级新生的绝对主体成员。那是在大学停办十年之后的第一次招生,可以说,已积压了十年的能上大学的青年们,一个个都想趁这一次招生闯进大学。当然,对应考学生的条件要求也是特别的,特别是年龄,已无法限制在高中毕业生那个年龄段了。知识青年、社会青年、青年工人、干部、教师、自由职业者等等,都可以报考大学,当然也有应届高中生。考试和录取是公平的又是残酷的,许多成绩优异的考生,由于录取名额限制,生生被拒之于大学门槛之外。许多本可成才、前途应该光明灿烂的青年,不得不中止本应深造学习的生涯,而去寻觅能够维持生活、赚得柴米油盐的生计。能够迈进大学门槛的学生,是幸运的,也是侥幸的。因为在那种超乎寻常的竞争与拼杀中,一部分优秀考生的成绩咬得很紧,相差无几。能达到一定分数段的人,录取谁都是有道理的,你能说仅仅是几分之差,就可断定少那几分的考生就不如多那几分的考生吗?可是,没有办法,不用这种以分数划线的办法,还能用什么办法?倘若去尝试以考生的实际水平录取学生,空子和弊端更多,负面效应更大。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能被录取的学生,绝大部分是优秀的和比较优秀的。他们在十年动乱之中,大部分没有放弃理想和追求,没有丢掉知识和课本。他们热爱知识,刻苦学习,更珍惜得来不易的大学生活。进了大学的黎明常常思考,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青年想上大学。参加这次考试的过程中,他目睹了青年人渴望知识、渴望学习、渴望深造、渴望学到本领和技能,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的强烈愿望。可是,国家为什么把大学停办了?倘若国家能按部就班地招生办学,也不会出现眼前这种不正常的残酷竞争。想到这些,他下了决心,自己虽然无能力改变这种现状,但是自己有能力管好自己,努力学习,武装自我,走向社会后做一个正直、公正的人民法官,在自己的权力范围中实施正义和人道…… 黎明当了学生会干部,入了党。大学毕业时,学校要选几个优等生留校,无论师资还是管理干部,都面临青黄不接。可是,黎明选择了下基层的道路,他知道,下边老百姓们更需要法官,更需要公正、公平的“裁判”。他把法官比作“裁判”。他的家就在贺兰县的城乡接合处,父亲是个当地十分知名的中医,方圆数十里,乃至百里开外的病人,都慕名找他父亲治病。县城懂医的人本来就少,至于农村,更是缺医少药了。一个支起牌子的医生,只要他正直、正义、人道、博爱、好学,他肯定会成为一个好医生,肯定会被百姓认可,名声自然会被一个又一个的“活广告”传播出去。更何况,黎明父亲的父亲就做中医,一套做人做事、为民行医的理念从他祖父那里就言传身教了。 父亲曾企图把祖传的医术传授于他,如果上大学,父亲希望他去攻读医学。可是,他没有这样做,他有自己的主意和选择。从小学到初中,他都在老家的贺兰县城就读,那时候,就常常听到“打官司”这个名词,××与××因为什么打起官司,××的官司打败了,不是因为他没有理,是因为对方有势力,他斗不过人家;又听说,××是个清官,××是个贪官,贪官是贪赃枉法的……他曾经看到,一些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男男女女到县城上访。他们举着状纸,有的打起白布做的旗帜,白布上写一个大大的“冤”字,有的身穿白色布服,衣服的前胸后背都烙印着一个刺目的“冤”字,有的跪在机关大门正中,呼天抢地地诉说“冤、冤、冤”。他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冤屈,他也不知道这里边到底是什么样的是是非非,他当然不知道酿造冤情的是官人还是百姓。但是,他想,这种事是需要有个公正的裁判出面裁决的。倘若是冤案,就要为其翻案,倘若有错误,就该为其纠正,倘若是百姓对法律的误解,就应扑下身子,耐心做好普法工作。只要裁决公正,工作到位,这种叫人同情的人就会得以解脱,只要裁判严明,制造冤案的人就会减少。不知从什么时间开始,他做起了充当这种裁判——法官的梦想,而且这种愿望愈加强烈。日积月累,天长日久,他更加意识到,做一名法官,比做一个医生更加重要,也更加迫切。 黎明终于被分配到一个基层法院,也是为满足他的要求,他是这个县级法院的第一个学法律专业的本科生。那是一九八一年,那时候,有正规文凭的法官奇缺。他是从书记员的角色进入审判庭的。之后他做了助理审判员、审判员,又先后在民事庭、刑事庭办案。不久,他就被选调到地市级的中级法院,由担任审判员到审判长,又先后在民事庭、刑事庭担任了庭长。之后,晋升为中级法院副院长、院长。当时间进入一九九○年,他被调入汴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任院长,坐上了省城法院一把手的交椅。 黎明家的成员很简单,有爱人、女儿,还有一个料理家务的中年妇女,是他爱人的远房亲戚,实际就是黎明家的保姆。 自栗致炟一家搬进这里,两家人相处就很和睦。有时候,栗致炟会去黎明家小坐,喝杯茶,下盘象棋;有时候,黎明也到栗致炟家串串门,叙叙旧,但是黎明的串门,时间都非常短。两家的主妇和女儿们,不时也相互来往,特别是当她们知道丈夫和父亲年轻时曾在一个村庄插队当知青,就有一种亲近的感觉。有的星期假日,没什么趣事可做时,两家女人会凑到一起,再约上几个人玩几圈麻将。两家的女儿也会挤在一间小屋里,说她们的悄悄话。 周末傍晚,黎明刚进家门,就拨了个电话给栗致炟,问他:忘记了吗,上班时约定的事? 栗致炟也是刚到家,忙说,哪里会忘,老兄的抬举和盛情,小弟欣然接受并感谢不尽呢。电话放下,栗致炟就走进黎明家。 原来,栗致炟晋升市长的文件刚发放出去,黎明就与市长说,得为贤弟的荣升庆贺一下。对黎明的话,栗致炟以为,一半是开玩笑,一半是当真。说是玩笑,因为他们两人的特殊关系,哪里用搞这种俗套。黎明又是个对权力很淡化的人,他知道,黎明对他并无所求。今天能专门为他的高升庆贺,可能是想与他沟通交流思想,从这个角度去看,黎明的话,有一半又是当真的。所以他慷慨应允,两人当场敲定,下班以后,市长到院长家做客。今天是星期五,转眼间赴约的时刻到了。 栗致炟是一个人走进黎明家的,这已是老规矩了,他与黎明接触交流,两人都是一对一地对坐,夫人们并不列席。今天这种场合,照理说应当是两家团聚共庆才会有气氛,可是,两家的女儿都在学校寄宿就读,她们到星期六才会回家,黎明又知道栗致炟的妻子罗虹不怎么喝酒,让她来作陪,就不大合适了。再说,女人坐在身边,还影响男人说话。 见栗致炟进了客厅,黎明将他让在双人沙发上坐下,保姆立马端上一杯热茶。黎明说,把准备的小菜也端到这儿吧,我们俩就不坐餐厅了。他是在吩咐保姆。 栗致炟问黎明:嫂子呢?因为他进屋后没发现黎明的爱人。 “你嫂子的单位周末有个活动,她晚会儿才能回来。” 说话间,保姆已端上四个小菜,又送上一瓶三十年陈酿茅台高度酒和两只酒盅。黎明打开了酒,将酒倒入盅内。 “今天破例,不喝红酒喝白酒,过过瘾。” “客随主便,弟随兄意嘛,嘿嘿。” 栗致炟与黎明私下总爱称兄道弟,也是在下乡当知青时养成的习惯。那时候,他们那伙儿人都爱称黎明为大哥,尽管黎明并不比他们大多少,但是大家总觉得黎明比他们成熟、老练多了。即使有那知青比黎明年长的,也喊黎明大哥,那时候,这种大哥的含义不只限于年龄大小的概念,而是一种综合能力高低排座次的标志。 “好长时间没在一块儿坐了,致炟,你算算,有几个月了?”黎明指的一块儿坐,是说交流思想的意思。 “至少两个月了,还是过年前坐过一次。” 栗致炟边回忆边说着,同时把黎明递上的中华烟燃起来。 黎明举起酒盅,说:“来,致炟,为你的晋升干杯。”栗致炟同时也举起酒盅,两盅相碰,异口同声地道出:“干!” 黎明又为两个空盅斟满酒,两人动了动筷子,接着两只酒盅又碰了一下,随着这下碰撞,黎明说道:“这杯酒,为感谢以往你对法院工作的支持,干!” “干!” 黎明这句“台词”勾起栗致炟不少联想,是的,在很长一段时间,他和黎明的工作还是有不少接触的。作为市中级法院,与他们直接接触的市委领导是政法委书记。再往上就是市委书记和市人大主任了。可是,身为常务副市长的栗致炟,却时不时地要去找黎明院长。其实,他找黎明多是有求于院长,若不是这种情况,一个常务副市长与一个市法院院长,在工作上并没有紧密的关系。然而,黎明几乎没有主动找过他,也是因为院长无求于常务副市长的缘故吧。这时,黎明道出感谢他以往对法院工作支持的话,栗致炟油然生出一种愧疚情绪,因为自己并没有怎么支持黎明的工作,倒是给他找过不少麻烦。所以,他马上应对道:“老兄,你弄反了,是你一直在支持我,我该敬酒向你表示感谢。” “哪里的话,来,倒上。”黎明又将空盅斟满,又递上一支中华烟,他自己却不吸烟,但是他并不反对别人吸烟,而且总是为吸烟的客人准备上好的烟及烟具(火机、火柴、烟缸之类)。 常务副市长常去麻烦法院院长,也是身不由己。也是因为经常有一些大案要案,这些案子往往牵涉到政府要人,这些要人有的是市长的得力干将,有的是政府的中坚分子,有的就是他的亲信或由亲信来说情的人物。这些案子最终要由法院判决,其中有债权债务之争,失职渎职之嫌,直到刑事犯罪等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遇到这种事,政府的人总想给政府的当事人说说话,能开脱的尽量开脱,能从轻处理的尽量从轻处理。因为这类案子多是因工作而造成的,平时干部们跟着领导努力工作,遇到麻烦,当领导的不能甩手不管吧,倘若一个领导落下个“不顾同志”,甚至“不管下级死活”的舆论,那就糟了,以后他就没有号召力和凝聚力了。所以做领导的,遇到这种事,该出场时是不能躲闪的。这一点,黎明是能理会的。但是,理会只是理会,至于怎么判决,则是又一回事。这方面,黎明有黎明的原则。当第二盅酒下肚,刚刚坐上市长交椅的栗致炟已开始觉察,今日黎明请他小酌,绝非简单的人之常情的庆贺活动。他很快想到了在大年初三发生在省城的那场火灾,那场一下烧死二百余人的恶性大火,至今尚未定性是重大责任事故还是坏人故意纵火的刑事犯罪。直到他做市长前夕,持两种不同意见的官们还在为事故的定性争论得面红耳赤,难决雌雄,且双方势均力敌,不分高下,弄得市长、书记也统一不了认识。如今老市长已调离钟南省,这个黎明显然是想叫新任市长亮出自个的态度吧。想到这里,栗致炟方感到这场小宴的分量。然而,他并不挑明这种想法,只是准备着对付对方的进攻。 第三盅酒又下肚了,两人再津津有味地咀嚼品味一下菜肴。黎明说话了,可是他没有像栗致炟判断的那样要将新任市长的军,使其以至高无上的法制理念,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为正在争论不休的汴阳市大火案来个表态,至少是谈谈个人的看法吧。尽管这种工作之外的私交场合的说话不需记录,不要录音,也不公布于众,仅仅是咬个牙印,这个牙印也只有市长院长两人知晓,黎明却没有这样做。他反而轻松地说:今天小聚,莫谈工作,不涉公事,只喝酒吃菜品茶聊天。周末了,也应该放松放松了。再说,我有言在先,是为祝贺你担负重任,才请你过来。主题明确,只是祝贺,来,接着喝…… 刚才稍稍提着心劲的栗致炟,听黎明这番话后,心劲又稍稍松弛下来。至少,今晚上两人不会为那起要命的大火案发生碰撞和摩擦了。实质上,对这起大案的定性,到底是重大责任事故,还是人为故意放火的刑事破坏,他们俩正是两军对垒的领军人物。从级别和实力上看,尽管常务副市长明显强于市中级法院院长,但是,就从案件定性的争论来看,或者说,从这起大火案的定性结果,最后谁是谁非,谁说了算数,在这个问题上,院长黎明的实力绝不亚于汴阳市任何一个人物。黎明一向以为,权威永远属于真理,决不是真理属于权威。 栗致炟当然知晓黎明的这种观念。自当上汴阳市副市长以来,他就逐渐体察到这位少年时的同窗、青年时的同伴、如今的同仁,人虽然好,却不那么随和、灵活,有时间认死理认得叫人不能理解。唉,也许法院院长都是这样,他们不像其他人物,能很爽快、很明朗地服从比他大的官员的指示,或者是能顺从众多领导的意思办事。黎明不是这样,似乎他有自己崇尚的“圣经”,而且,他还要驱使着别人来认可他的“圣经”。尽管黎明表态今晚莫谈工作,不涉公事,可想到这些,栗致炟刚刚松弛的神经又暗暗地上紧了发条。他知道,争论还在日后,碰撞不可避免。虽然自己已成为一市之长,在黎明心中,他们只是同志,真的争论起案子时,黎明的心中只有他崇尚的那部“圣经”。他不是那号趋炎附势、谁的官大谁说了算数的应声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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