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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市长不管判决的事,黎明决心要做的事
分类:文学文章

早上七点钟的时候,市长及同僚们的住宅小区大门口已静坐着十多个身穿白色孝衣的男女老少们,看上去像是一个家族的人。其中有人举着写有大字的牌子,牌子上写的是“请黎明院长为百姓伸冤!”。还有三四个人扯着一条横幅,黑色的大字是“杀人偿命!自古公理!”。跪在大门正中是个十来岁的孩子,他穿的白色孝服上书写着这桩杀人案的前因后果,可算是上诉书,上诉书的结尾是:“枪毙杀人凶手,慰藉冤魂之灵!”其中有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不时对着大门里边高声呼叫道: “黎明——你管不管!冤啊!”她直呼汴阳市法院院长的姓名,引来了许多在绿地广场晨练的男男女女,有的人在议论,说她不该这样大喊大叫,有的人是看热闹。人越挤越多,不大一会儿,已远远超过这班堵门上访的人。 眼看上班时间到了,里边的一个个政府要员出不去,怎么办?小区的工作人员和警卫都在耐心地做着堵门人的工作,让他们相信政府、相信司法部门,问题是会得到解决的,不能用这种堵门的办法。还有人讲,这样做是违犯新刑法的,要犯扰乱社会治安罪的……那班穿白色孝服的人说:俺们的人都叫捅死啦,竟没人抵命,俺们犯啥子罪,要是不把凶手枪毙,俺们都豁出去啦,就是弄到北京,倾家荡产也得打这官司…… 电话已打到黎明家,告诉他这会儿别出来,上访的人正要找他,他一出来,会被围攻的。对这种围堵大门的行为,工作人员有的是办法,他们经的这种事多了,他们相信,用不了多大工夫就能把大门口整治得风平浪静了。 电话来之前,黎明已经知道大门口的景象,而且他知道这班人上访的原由,他们已经不是初次尝试这种围堵大门的行动了。之前,他们曾经到过汴阳市中级法院、汴阳市委大门口围堵过,叫屈喊冤。这是一起误伤人命案,由于罪犯认罪态度好,又有自首行为,且不是故意杀人,根据有关刑法,对罪犯判的是死缓。黎明懂得,从依法办案的角度看,这种判决已经够重的了。而且,办案的程序也很规范,也是因为受害人家属的反复上访,他亲自过问过这起案件。从感情上说,他很同情受害人一家的不幸遭遇;从法律上说,他不能让属下对已经判决的结果改判,因为法官们是在依法办案。他已经部署过,要做好受害人家属的思想工作,使他们学点法律、懂点法律、理解点法律。这么多年,他不仅为不出错案、冤案在全身心地努力着,同时,也在为全民的普法工作费尽心思,想改变这种顽固的观念谈何容易。是的,就眼下的现状,法制治国还有很漫长的路程,也许,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但是,必须朝那个目的地走。尽管步履出奇的艰难,节奏出奇的缓慢。仅看这起案件,又是中国传统的“杀人抵命”的观念在影响着受害人。他们不懂,即使人命案的凶手,也有多种判决的结果,法律是理智的、公平的,也是无情的,它绝不像当今大多不懂法的人们对它的认同和理解。可是,你能去指手画脚地指责不计其数的人吗?执法环境的困惑乃至恶劣,只是怨他们吗?几千年的积弊滋生的疑难顽症,只能慢慢医治吧。 黎明没有照着工作人员为他设计的办法,去回避这班来访的人,反而,他轻松从容地走来了,走到围堵大门的人们面前,很诚恳地说,我也早想找你们谈谈了,为这事你们已经够辛苦了,今天来到家门,咱们好好聊聊,不过,你们得听我安排。来访的人很吃惊,他们没有想到今天真的能见到黎明院长。汴阳市一年受理的案件就有数万起之多,法院只有一名院长,倘若他每案必办或必问的话,那只能是天方夜谭。 上访的人,不管采用什么手段,他们的目的都是想解决问题,想让官方依照自己的愿望去做工作、去办事,这样的结果才会被他们认可,认为是解决了问题。当这班穿着孝服的人看到全市最大的法官走过来了,要亲自接见他们了,他们一时有点受宠若惊。尽管他们来这个特殊的地方围堵大门,目的就是想见到黎明院长,但是他们压根儿就没想到真的能见到院长,这也是众多的上访者共同的“遭遇”。因为诸如此类的行为,原则上讲,大官们是不会接待他们的,而且这种行动往往适得其反,它会引起官员的反感,认为他们行动过激,不明事理,他们的行为仅仅建立在自己偏见的基础上,那想法和愿望当然只能是一厢情愿。黎明院长叫他们当家的人过来,其他的人立即撤离,该回家的回家,该上班的上班。他们果然听话,其中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向家人发话叫大家听黎院长的,他照着黎明定的人数,带着两个人,随黎明走进大门口值班室,另外的人只是一瞬间就散伙儿了。 黎明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这时候方才七点半,一般都是从这个时间开始,诸位领导就先后乘上自己的专车奔往工作的场所了。他把堵塞大门的火力引进值班室,先是很家常地与三个上访者寒暄几句,就书归正题了。黎明是策略的,几十年的法官生涯,早把他磨炼成一个经验丰富且善于审理疑难案件和处理突发事件的行家里手。今天的事,他的调调是不就事论事,而是与对方交流一下思想认识,说明判案的方法,最后指明,就这个案子该去找谁,找人时只需一两个人就行,不可全家皆去,那样做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劳民伤财。黎明知道这些受害者与法官的差距是什么,上访的受害者以为,他们的案子是法官判决的,法官想怎么判就怎么判,判决过的案子,想怎么改就怎么改,大权在法官手中。黎明告诉上访人,法官的权力是正确运用法律的权力,案子发生了,法官只能是依照有关法律条文的旨意和指向去判决,如果是判错了,那就是其中有违背法律的行为,这就要具体指出,判决违背了哪方面哪一条有关法律条文,无论是判决还是改判都是有法律依据的,任何一个法官都不能抛开法律随心所欲地判案的。黎明还告诉他们:你们若不服判决,可以找你们信任的律师,让他们看看判决有没有违背法律的地方,如果没有,你们再上访也没有用的,如果有,它违背的是哪条哪款,你们可以通过正常渠道上诉。事情就这么简单,不要以为我是法院院长,我想咋改判就能咋改判,我怎么能有那种权力?我也只能听法律的,不能叫法律听我的。好了,我还有急事马上得去办理,你们有什么不清楚的可以去询问我刚才介绍的那位法官。还是那句话,别再倾家出动了,这事不是打架,人多势众就成。 黎明的话尽管中肯,三个上访人还是不想叫他走,好像还有许多心事没倒出来,可又不知道从哪里说起,也许,黎明把分歧的焦点阐述明白了,他们就没什么可说了。他们本以为,找到了全市最大的法官,只要得到他的理解,已判成死缓的就能改判成立即执行的死刑。黎明虽然没有正面在案件上与他们交锋,但是言外之意已很明白,这案子判得是有法律依据的,倘若改判,必须找出它违背了哪条有关的法律,若找不出这种谬误,谁也无权改判。没有办法,三个上访人只有眼巴巴地看着黎院长走进等候他多时的汽车里。接待这起上访人,在这个地点这个时间确实是破例了。今天黎明的工作安排得很满,要参加两个会议,其中有一起大案的审委会。工作无论多忙多累,他从无怨言,而且早已养成乐在忙中、乐在累中的心态了。当他把工作作为一种事业,将法律视为一种“圣经”的时候,他的工作已成为履行神圣责任和义务的天职。使他感到有压力和郁闷的是他的忠诚于天职的行为常不被人理解,甚至引起某种指责。前不久,他终于力排众议,将汴阳2·14情人节大火案定性为重大责任事故案,在这起大案定性的关键时刻,他很感谢市委书记赵宏新的理解与支持,尽管站在他的观点一方的是少数人。由于大火案没有照着诸多权威人士希冀的那样,定成故意纵火的刑事案,这样一来,汴阳市的有关行政执法部门的头头脑脑就要被追究责任,受到惩处,特别是新城区的区长,将因为这起重大责任事故而引咎辞职。这种辞职实质与免职没啥区别,只不过听起来像是自己主动不干了,辞掉了职务,实际并不是那回事。这个区长在位时人缘挺好,又很能干,所以许多同仁都想保住他的官位,这也是他们要把案子定性为故意纵火的真实目的。这样定性牺牲的是小卒,保住的是将帅。从全局观念看,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是,黎明认为,这样的定性是有悖法律的,而且它所引起的负面效应是非常严重的。因为那个操作电焊的工人不是故意放火,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要放火,在刑事法律的量刑规定中,没有确凿的证据,是不能判决为故意犯罪的。尽管这个电焊工是个无名之辈,若将他判为死刑,立即执行,对坐在审判席上的法官来讲,是不难的事。他们可以运用先辈们那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技法,因为不少人已将事在人为理解偏了,他们会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找到证据,证据不确凿的情况下把它弄确凿,为了达到预定的目的,他们甚至会执法犯法,用伪证替代事实,拿指令当作法律。先定下罪名,然后去寻觅罪证,这个民族的先辈中确有这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天才,他们就这样在权大于法的背景下,制造出一个又一个冤案。不该枪毙的人被治死了,该惩处的人物一个又一个地被保护了。在正义被践踏、真理被强xx的时候,民心被赶进了荒原,失去了家园,没有了归宿。黎明认为,这是最危险的后果。黎明想,他不能背叛自己的良知。对于被迫辞职的新城区区长,他也是很同情的,他何以非要和区长过不去呢?自己与这位区长无冤无仇无任何恩怨利害关系,很多人不理解他,为啥放着落好的事、为自己铺路的事不去做,为了一个无名小卒得罪了诸多实权派人物,值吗?划得来吗?没有办法,对黎明讲,只能这样做,因为是他信仰的那部“圣经”叫他这样做的。他陷进了泥潭,他却没有听天由命,任其愈陷愈深,他正在竭力自拔,他要继续前进。这件事对他而言已是历史,他翻过这一页,匆匆走进下一个篇章,去处理一起刑事案件。眼下,几名法官正在法院等着他呢。 这是一起雇凶杀人案,这种案子又使他陷入一种新的困惑,不知为什么,近来雇凶杀人的案子突然多起来,而且有被杀的人职务越来越高,雇凶的人权力越来越大,付给杀手的报酬越来越多的趋势。这种不正常的又十分离谱的行为又像一种瘟疫,在不声不响地传染蔓延,短短的几年时间,它急速发展的态势令人触目惊心。无论是沿海,还是内陆,是经济活跃的富饶城市,还是封闭保守的贫穷乡镇,雇凶杀人的事却异曲同工的相似。作为一个大省的钟南省,在这等恶劣的行当里,已成为这一犯罪领域中的高发区。身为钟南省省会最权威的法官,每次审判和调查这类案子,他的心情都特别沉重。黎明对法官的要求是很高的,首先是对自己的要求,他知道自己一言一行的示范作用。他以为,一个称职的法官,不仅是一名谙知法律办案练达判案准确的专家,还应当是一个社会学家,一个哲学家。他不仅能圆满地做好审判工作,还能够发现诱发罪犯犯罪的原因,同时,他还有责任去清除和减少这种诱发犯罪的条件。这些在一般人视为法律之外的东西,根本不是一个法官分内的职责,法官也没有能力和条件完成这种系统工程,可是,对于黎明,他一直在悄悄地做着。他一直在思考在研究这个课题,自市场经济活跃以来,他从掌握到的来自天南海北、四面八方的雇凶杀人案例中,发现一种规律,这种杀人,一般情况跑不出三种利害关系:一是因权力之争官员杀官员的;二是因金钱之争合伙人杀合伙人的;三是因情感之争丈夫杀妻、杀二奶、杀情人的,反之是妻子、二奶、情人们之中有人杀男人的,或是女人间相互残杀的。他将引发这三种犯罪的根源归于观念的偏向和谬误,即“官念”、“钱念”和“情念”的误区。他在力图扭转这种观念,尽管他人微言轻,对如此的庞然大物。之所以形成一种自以为是的顽固观念,那是有它极其深刻的渊源的,他以为“官念”的误区来自几千年的一个民族的劣根性,为了争夺权力,父子反目成仇,兄弟相互残杀的故事在一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中并不少见;有人说,这个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宫廷斗争史,一部权力争夺史,一部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的阴谋史,它的结论是胜者为王败者寇。实际上呢,哪里是那回事啊!有多少仁人志士、忠良英杰冤死在胜者为王的屠刀之下,难道他们是贼寇吗?可是,还有多少后人在津津有味地赞美着并效仿着双手沾满正义与忠诚化身的鲜血的刽子手,这类刽子手是胜利者,是权力格斗的赢家。黎明很早就走出了这种观念的误区,他有一个追求真理的信念,这种信念压根儿就不依赖权力。特别是当雇凶杀人的事一出现在当今的政界官场,他马上与历史联系了起来。他发现,原来这是官场历史剧的重演,历史悲剧的再现,现代人在承传传统的丑陋与恶念,且有所发展和创造,当然,这是一种危险的发展和创造。他以为“钱念”的误区大多来自外来文化的影响,在市场经济猝不及防地降临之时,已经被西方人唾弃的金钱至上的观念,却被国人奉若神明,在这些人心中,金钱可以买到一切,他们把金钱视为生命。至于“情念”的误区,则是在权力和金钱这两样肮脏丑恶的魔鬼驱动下,滋生的缺德无德病症。黎明想的是,不能只满足于正确处理、判决这类层出不穷的案件,而是要寻觅减少这种案件的举措和办法,就像一个真正的医生,治病不是单一的目的,防病应该是最佳的追求,所谓“治疗为辅,预防为主”即这个道理。正是基于这种目的,他以法院院长的身份,从一位社会学家的角度,部署并策划了近期召开的两个专题研讨会。其一是“关于权力与金钱引发犯罪的研讨会”;其二是“诊治缺德病症研讨会”。倘若能导向人们对做官、对挣钱都有了正确的观念,又都拥有了德行,他们还会犯罪吗?是啊,黎明企图配制一种对犯罪病症有着奇特疗效的良药,这服良药能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无疑,黎明的期望值太高了,也许,找到滋生雇凶杀人的“病根”并不难,然而,去抑制这种病毒的蔓延以至清除这种病根却是难上加难的。没办法,黎明处事的态度就是这样,他记住了一个世界名人的教诲:“要达到一个目标,你瞄准的目标必须高于这个目标。”所以,他总是高标准地要求自己。当他走出电梯,楼道里响起他稳重的有节奏的脚步声时,已在他的秘书办公室里等候他的几名法官匆匆走过来,随着他走进院长宽大明亮的办公室。与黎明共过事的法官知道,院长的时间观念很强,工作安排得紧张紧凑,有条不紊,他若约你十点整来研究工作,你若迟到了十五分钟,待你到时,他已开始研究另外的事宜了。走进黎明办公室的几个法官,其中一个是某县法院的院长,眼前正在办的刑事案子中雇凶杀人嫌疑犯就是这个县级政府的一个局长。局长雇凶杀人不是因为权力之争去杀他的政敌,而是感情纠葛杀了他的妻子。黎明亲自看了案件卷宗及公安、检察部门提供的材料,他发现此案案情复杂、疑点颇多,就准备扑下身子,将案件查个一清二楚,决不能在他的眼皮底下出现一个冤死鬼,也不能在他的眼皮底下放走一个真正的罪人。黎明说过这样的话: “我要守卫好汴阳市的最后一道防线,这不仅是神圣的天职赋予我的崇高职责,也是一名法官应该具备的良知良能。”他知道,只有树立这种信念,才能维护汴阳市的司法形象,实则也是钟南省的形象。

在黎明院长直接参与指导下,不久以前那一起雇凶杀人案终于查清楚了。原被拟定判死刑的雇凶杀人犯某县局长无罪,真正的凶手是该县一名副县长,副县长企图甩掉情妇的纠缠,竟雇凶将她杀了。他将替代这名差一点变成冤死鬼的局长伏法。 案件虽然得到纠正,黎明的心却不能平静,他追求的并不只是正确办案,杜绝某个冤魂出现。尽管这些年的司法工作有很大进步,公检法的形象却没有在百姓心中高大正直起来,因为错案冤案并没有绝迹,而且有的领域和地方,情势并不容乐观。老百姓有一种这样的舆论,说如今打官司不是有理与无理的较量,而是势力金钱之间的格斗。那意思当然是说,有权有钱的终究要打败无权无钱的,至于有理无理并不重要。无论事实是否与舆论一样,黎明决心要做的事,是不能叫这种舆论成为现实。他正在把刚办的这起案子作为一个典型,让他的法官们对其进行剖析、质疑、研究、思索,挖掘出可能将案子办错的根源,摸索出杜绝可能发生错误和过失的方法与措施。案件不算复杂,原来法官判断的依据是,局长有了婚外恋,他特别钟情热恋情人,对妻子已经没有一点感情,妻子常到机关“大闹天宫”,弄得他面子丢尽又坐卧不安,想离婚又顾虑重重且困难多多,实在无奈,就铤而走险雇凶杀妻。这种结论的最重要的根据是有杀人凶手作证,一口咬定是局长雇他行凶杀人。这起看似可以自圆其说拍板定案的故事,在黎明的眼中却疑点多多。经过一番深入调查,在公安检察机关相互配合重新对案件进行侦破之后,终于将真正的杀人凶手,该县主管公安、交通、城建等工作的副县长抓获。原来,被害女人是副县长多年的情妇,情妇早就期望成为副县长名正言顺的夫人,副县长在与她勾搭成奸时也曾许诺要与其妻离异,并与她组成新的家庭。可是好几年过去了,情妇依然是只听雷声不见雨水,在忍无可忍的情绪冲动下,女人向男人下了最后“通牒”,倘若还如此拖延下去,女人将找县委书记评理。女人的如此行动,大概只是想叫男人加快离婚步伐,谁知副县长却恼羞成怒,往昔旧情一概不认,雇了凶手将情妇杀掉。副县长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仅收买了凶手行凶的双手,还收买了凶手的心。行凶之前就有言在先,如果杀人之后风平浪静,公安干警的侦查只是有惊无险,那就两相平安皆大欢喜,如果出现万一情况,杀人案件被公安机关侦破,杀人者被抓获,那就一口咬定是女人的丈夫指使他作案杀人。到了这种时刻,对持凶器直接杀人者,无论幕后指挥者是谁都不再关紧,因为不论是谁指挥他干这事,他都免不了一死。若照副县长部署去做,可加倍得到报酬,在原先十万元的酬金上翻上一番。凶手的目的就是为了挣钱,家中父亲看病,旧房翻盖重修都急需钞票,能一手拿到二十万元,何不铤而走险,即使为此丧了性命,也值!凶手算了算账,就凭自己在那地方、那境况,就是打拼二十年,也挣不来这么多钱。可是,副县长告诉他,如果不照部署的说法说,把县长咬了出来,那结果不仅是丧了性命,还得退回巨款……副县长深知凶手的心理,这类亡命徒,多是要钱不要命的家伙,只要给钱,他什么事都敢干,他们才不会把到手的钱再扔出去哩。就是这样,案发之后,凶手一口咬定是局长指使他杀人的。再说,在常人的眼中,这个局长确实具有杀妻的可能,他也养着情人,与妻子不和已是公开的秘密。果然,事态的发展是沿着副县长设计的轨道进行的,似乎没有人怀疑案件的判断结果,局长顺理成章地被判定为雇凶杀人的罪犯,也没有任何人怀疑案件与副县长有关。因为有关的证言、办案的程序都无懈可击。可是,案子到了黎明手中,他却一眼看出了个中的猫儿腻。在那个偏远的县城,从宏观上讲,局长斗不过副县长,这是案件之所以办错的基础。从具体证据看,副县长有指鹿为马、点石成金、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特异功能”。他手中有权,权又能生钱,这一切都能牵着办案人和执法人的鼻子,照着他既定的方针走,很可能把案子弄错弄冤。一起案件的审理结果,其中有多少真理的含量,或是有多少权势的含量,黎明是能辨认得了的。虽然,支撑审判工作的都是在册的法律条文,他对身边的卓有建树的法学博士硕士、资深法官们道出自己的想法,他没有就事论事去谈面前这起案件的是是非非,他知道若只是头疼治头,脚疼治脚地忙碌着去就案说案,那只能是治标。他并不是不去治标,他知道,若只是为实现治本的目标而放弃治标,是不现实的,也是没有尽到责任的。他期望同仁们去思索、探讨治本的方法,他要求同仁们,要把这个目的作为重要的科研课题去研究。 黎明忙碌了一阵子之后,乘车出了法院大门,他要去见市委赵书记。汽车刚向右转过了头,突然有几个人拦住了汽车,遇到这种情况,黎明并不觉得突然。这些年,有些告状人总想亲手把状纸递到他的手里。他打开车门,几乎是与司机同时走出汽车,那几个人见到黎明过来,便扑通一声全跪在他的面前,狠狠地往水泥地上磕着响头,还没等黎明开口说话,他们就道出了发自内心的声音: “青天大老爷啊!是你救了俺儿的命啊!俺全家来跟你谢恩啦!……” 原来这是一个被判了死刑、后又改判无罪的年轻人的父母及他的兄弟们,他们是来向黎明谢恩的,因为案子是在黎明的过问下得以改判的。 黎明马上拉起跪着的老人走至路旁,司机将汽车停在马路一边。黎明推心置腹地告诉来谢恩的人们,千万别这样喊他,如今的法官,不是历史舞台上的包公,包公只有一个,好的法官却多得是。怎能只叫他黎明青天大老爷呢?再说,错案得以改正,绝不是他院长一个人的努力,那是各级法官共同的心愿,也是法官分内的事。本来案子就不应该判错,判错了,法官本该向被伤害者赔罪道歉,你们反来感激法官,这不是弄颠倒了…… 专门从偏远小县来到省城感谢院长黎明的“乡下人”,听罢黎明一番中肯的家常话后,更是钦佩欣慰,万分感激,他们没有想到,省城法院院长会这样的平易近人,为百姓着想。正当他们不知如何来感谢面前的恩人时,黎明却很真诚地说,你们快点回家,该做什么去做什么,你们的安居乐业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千万别这样携家带口地乱跑。错案得以纠正,是法官分内的事,你们为啥要感谢。面对他们朴实的微笑,黎明言犹未尽,可是,他不能在这里停留太多时间,赵宏新书记有事正等着他。他亲切地拍了拍几个人的肩膀,又与他们握了握手,就进入汽车去往市委大院了。他很清楚,市委书记为什么又要找他,肯定是有人又到书记那里告他的状了。使黎明感到安全并宽慰的是,赵书记这人看问题特别深刻,他能抓住事物的本质,而不被现象所迷惑。他处理问题又特别策略英明,令人放心。黎明的这种感觉,来自他的亲身经历。因为每次有人到书记那里告他的黑状时,书记从没有主观臆断,做出令他猝不及防的结论,无论告状者将事态夸张得多么惊天动地,赵书记总是要再听听被告人的“申辩”的。他总是在遇到风波纠纷及分歧时要兼听而不偏信的。特别是他好几次听了黎明的“申辩”之后,就果断地推翻了“原告”的叙述。黎明从来不去找书记告状,他有什么都在光天化日下公布于众了,他没有什么不敢当众说出的东西,他是在秉公执法,依法办案。他不去告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赵书记的这种公正又透明的工作方法。前些时,因为汴阳市2·14情人节大火案,一拨儿又一拨儿的人已把黎明告得一塌糊涂了。可是,当赵书记找到黎明,听了他的道理之后,一切迷雾毒尘就烟消云散。黎明依然照着自己信仰的“圣经”指示的方向走去。今天书记找他,他已经猜出个八八九九。应该是因为一起巨资赔偿案件,那是一起民告官范畴的经济案子。这些年,也就是近几年,许多难找到办法解决的疑难杂症,都推到法院,美其名曰,通过法律程序解决。倘若当事人再去找政府,政府的人说,已经进入法律程序的事,政府无权再干预和过问的。其实,仅依靠法院,这类问题大多是不好判决也难以解决的。怪不得诸多法官称他们所在的法院是“垃圾回收箱”,是“废品收购站”。虽然言辞过激,但不无道理。而有的案子,即使法院判决过了,却执行不了。无法执行的原因很多,其中有些实际问题,法院是无可奈何的。黎明已经猜到,赵书记找他要说什么问题了。最近他直接指挥,叫市法院执行局强行冻结了汴阳市一家企业的银行账号,并强制划拨了他们上千万元的资金还账。这家企业欠着一家民营企业的上千万元债款迟迟不还,民营企业多次上门讨债,不仅分文讨不回来,最后讨债人连欠债企业的大门都进不去了。债务方还扬言,这笔账不会还的,就是有钱,一年之内也不会还的,用钱的地方多了,哪里有闲钱还账。讨债人与欠债人讲理,说这是双方订过合同的事,眼下已过还债日期许多天了,为什么不讲信用。欠债人则说,不还债的理由不是跟你们说了吗,以后再来讨债,我们没有闲工夫跟你们扯淡,听明白了吧,要是不明白,你们可以告状嘛……这家企业是汴阳市一位老领导抓的点,他们仗着树大根粗,根本没把一个民营企业看到眼里。他们也盘算过了,就是那小小的民营企业去告状,也告不赢的。如今欠债不还的事太多了,哪里还有老老实实的杨白劳啊!他们根本不相信,在汴阳市这方王国,一个小厂能打败堂堂的国有企业,何况又是老领导倍加关心的企业。也是穷急无法,小企业被逼上了告状的路,经汴阳市中级法院审理,无名小厂胜诉了,官司打赢了。上千万元的债款马上就要物归原主了,小厂的人高兴起来。这种结果有点出乎大厂的意料。他们稍稍震颤了一下,过后,又扬言道,别看他们胜了,那判决书也不过是一张废纸!这一回又该叫小厂出乎意料了,他们没有想到,大厂的那种不讲理的说法竟然会成事实。当法院的判决书下达之后,却迟迟不能生效,人家依然不还钱,根本不尿神圣的法官,也不尿神圣的判决。小厂又陷进了困境,有点束手无策。咋办?那就一条道走到头,继续找法官诉苦叫冤,也是最后的办法了,市法院的执行局出马了,这一回又叫大厂出乎意料了,他们没有想到,执行局跟他们玩真格的,真在动用法律手段强迫他们还债。他们暗暗叫苦,这班人怎么敢不理老领导的招呼。他们知道,老领导一直在背后做着工作,做的工作就是要赖账,就是欠钱不还。不过,老领导虽然在做这种不讲理的事,他并不这样说,老领导当然有老领导的水平,哪里像下边的人,都是些小巷里过竹竿,直来直去的家伙。老领导会为他的不讲理、不服法的行为包装上一件冠冕堂皇的外衣,使这种做法能迎来一路绿灯。大概是眼下的结果又出乎了老领导的意料,老领导才汇报到市委赵书记那里。事实就是这样,各人都在各自的位置上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利益。这种事,黎明见的多了,经手的多了。如今欠债不还,特别是这类欠债,是一个企业,或是一个单位的欠债,若能不去还债,进而能把债赖掉,那叫本事,没人认为这种不讲信誉、不守合同的做法是违法的,是不光彩的。他知道,就眼下已下达给执行局强制执行的案子,绝不只是三起两起。不过,对这种事,他觉得并不可怕,只要认真去做,工作到家,问题总会解决的,尽管做起来很是吃力,进展缓慢,但是,它在向前走着。真正使他忧虑的,甚至有些可怕的是将权和钱渗入了办案的过程,权力干预着法律,金钱收购了良知。黎明已想好,趁赵书记找他,要把自己的忧虑好好与他谈谈,要公正执法,要依法办案,要弘扬法制文明,构建和谐家园,绝非一家一户的事业,那是公检法司乃至社会全方位的系统工程。

栗致炟市长打来电话,告诉黎明院长,市政府大院正被汴阳市内衣厂的四五百名职工围堵得水泄不通,搞得政府的人出不去,外边的人进不来。栗市长打电话给黎院长的意思并非叫他去帮助市政府做解围工作,这种事政府自有办法,也正在进行。堂堂的市政府叫上访的人堵住门还像话吗,没待市长深说,黎明已知晓他的意思是让法院加快汴阳市内衣厂的破产程序。在市长心目中,这家企业只要一破产,一切就算画上了句号,不管工人们满意还是不满意,事情到此为止。就像绿茵场的裁判,哨子一吹,判决出台,踢球的运动员只能无条件服从裁判的判决,即使你以为那判决错啦,也要执行。倘若你再寻衅滋事,裁判随时会亮出黄牌警告甚至掏出红牌将你驱逐出比赛场地。在许多领导人物心中,对这种吹哨裁决一锤定音的弄法是很自信的。但是,作为社会的大裁判们,也可以说是执法的法官们,对这种把一切矛盾难题推到法院,靠法官一锤定夺黑白胜败的做法确实不无担忧。市长与院长在电话中简明扼要地交流一番,就放下电话。对这件事,黎明早有所闻,而且知根知底,他知道法院在这个事件中的职责。 不久前,汴阳市中级法院主持召开了汴阳市内衣厂债权人大会。这次会议是内衣厂破产程序的关键一步。谁知自这次会议开过,一二百家债权人和上千名的职工就行动起来,他们成群结队找汴阳市中级法院说理,债权人认为企业必须如数还债,职工们认为企业根本就不该破产。法院哪里能解决这等难题,上访的人又拥向汴阳市政府,政府的市长副市长们就躲着不见,也许他们知道与这些怒火燃烧的群体短兵相接效果肯定不佳。结果成群结队的人马上又开到省政府。也是省会城市的优势,市政府距省政府并不遥远。省政府很轻松地一脚将这个球踢回了市政府。黎明做事总爱刨根问底,就像医生治病,不找到病根怎么下药。法官们早把内衣厂破产纠纷与衰败的内幕向他倾倒得淋漓尽致。 汴阳市内衣厂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从上海市迁来的企业,工厂的管理层人物,车间的技术工人,全是上海人,企业一千多人中,本地人只有百分之二十。本地人称上海人为南蛮子,南蛮子叫本地人为北侉子。内衣厂进入汴阳市后就显示出它精明的经营之道与精湛的工艺技术。那年代,不像如今,名牌衣服满天飞,叫人看得眼花缭乱、真假难辨。不过,这家内衣厂的“矛盾牌”内衣确实是公认的好东西,它好在货真价实、质地正宗、做工考究、品种繁多、款式新颖、结实耐用、穿着舒适。从五十年代直到九十年代,内衣厂一路走来,可谓兴盛发达。产品覆盖了全国,走向了世界,出口四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就连以纺织品为强项的日本国,也抵挡不住矛盾牌内衣的挑战。至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的内衣市场,更是汴阳市内衣厂一展风采的舞台。四十多年了,汴阳市内衣厂一直是神州内衣行业的排头兵,到七八十年代,企业已有六七千名职工,成为全国同行业中规模最大产品最优的领军企业。就这样走向辉煌的一家企业,步入九十年代中后期,却形势逆转、一路滑坡,直到如今落入谷底走向破产。不过有一种怪现象确实令人不解,正在走向破产也是马上就要破产的内衣厂,并没有停止内衣的生产,只是生产的内衣不再是原来的商标品牌,而用上了当前国内的驰名商标。原来的机器设备还在运转,只是有的机器挪了地方,或卖掉或抵债出去了,操作机器的技工还是内衣厂的职工,只是他们不再为国家的企业干了,厂大门口的“汴阳市内衣厂”的牌子不知啥时间被人摘掉了。有人说,一家南方的大企业正准备着买下即将破产的内衣厂,有人说,内衣厂是化整为零各自发财去了。有人说,这是现任厂长故意策划的结果。也有人像发现了机密似的说,内衣厂走向衰败,是因为北侉子掌权的缘故。这企业从上海过来,历届厂班子成员都是南蛮子,虽然也有个把北侉子,但那就是一星半点,根本左右不了大局。直到八十年代后期,厂里的班子成员发生了变化,南蛮子比例开始下降,北侉子人数逐年增多。到九十年代,厂里的一二把手都成了地道的北侉子,也是这期间,厂里许多规矩被破掉了,内衣厂就走起下坡路了。也有人讲,内衣厂的兴衰,与南蛮子掌舵还是北侉子握权,并没有因果关系。自南蛮子五十年代落户汴阳市,四五十年过去,早被北侉子同化了,加上相互通婚联姻结亲,新一代内衣厂的人已是南北混杂了。这里已没有正宗的南蛮子,也没有地道的北侉子。这一代人应该是集南蛮子与北侉子优秀品质于一身的新生代。可是,他们却失败啦,真是让人不好理解。有人就分析道,这种失败,有大气候导致的原因,也是新生代掌权人经不住市场经济的挑战,经不住金钱物质诱惑的结果。内衣厂的厂长变贪了,有了贪心,就想着法子变换手段地把谋私成分掺进管理经营、利益分配之中,把公有的财富集体的利益化为了私有……厂里乱了,人心散了,上梁不正下梁歪,大家都蠢蠢欲动了,都要谋私,结果是大权大谋,小权小谋。没权的工人就用偷和拿的方法,也谋起私,下班时掖进衣衫里一两件内衣,以至于发展到携大包小包的内衣,大摇大摆地走出厂大门,这种吃里爬外的行为已成为家常便饭。门卫换了又换,就是制止不住。哪里是治不住,是工人阶级私下达成共识,不能只叫厂长放火,不叫百姓点灯。一时间,有首民谣从这里流传开了:“世界有个加拿大,汴阳有个大家拿。”正是这时候,有一台从大洋彼岸进口的价值连城的内衣机器,运进汴阳内衣厂,第二天这台价值上千万元的东西就没影儿啦。至今,这个被列为盗窃国家财产的大案还没有破。黎明听到有关内衣厂这么多的情况和舆论,他知道,如今内衣厂走到破产这步田地,并非技术工艺落后,产品老化滞销。要不,为什么他们还在生产内衣,而且这内衣能贴上别家的驰名商标销售出去呢?显然,是人心变了,变得缺了德行,变得没了职业道德。人一旦失去了德,经营管理的企业能不垮吗! 当黎明接到栗市长的电话时,他就有了一种沉重的压力,哪个领导都在强调,稳定是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的事情,当然,法院的任何判决工作,首先应该考虑到它的效果是否会影响稳定,而对于眼前内衣厂破产事宜的裁决,无论怎么弄它的结果都难以稳定,都不能叫债权人和职工服气。因为黎明不只是知道债权人和工人们上访围堵政府的做法不对,他还知道是什么原因使这些人做出这种不该做的事。债权人要讨回他们的血汗钱,工人们要的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这两件事,仅靠法院的裁定判决,根本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内衣厂现有的那点家底,不仅还不了债权人的血汗钱,更解决不了工人的温饱问题。法院根本变不出钱来。市长能直接打电话与他说这事,已是特殊情况,若不是市政府大门被工人们堵住,他是不会找法院院长的。从理论上讲,法院并不属政府领导,市长也不能指挥市法院院长,对这个问题,市长和院长都懂的。眼前的事,也是有点紧急。内衣厂在省会,不是一般企业,六七千名产业工人万一闹腾起来,那是不得了的。市长希望立即用法律手段将事态压住、平息,平安无事就好。刚才电话中,栗致炟特别强调,要加快对内衣厂的破产程序的推进。市长的意思他十分明白,但是有些事市长并不明白,这就叫事非经过不知难。因为市长不管判决的事,黎明管这事,黎明知道个中的疑难。从法律的角度讲,企业破产了,又无还债能力,这种债务只有黄了,债权人只能认倒霉了。对数千名职工来讲,企业破产了,只能照有关破产法给予他们适当的补助,以后的生计只能是找市场了,这就是市场经济,政府对这事没有责任的,责任都在企业里面。然而,若是敢这样判决,那等于火上浇油,正群情愤怒的六七千名职工,要比一两百人的债权人厉害多了。要讲稳定嘛,还真不能加快推进破产的法律程序,怎么办?黎明在思索面前的难题。有没有更为妥善的方法,或者说,有没有不激化矛盾的方法,不能引起骚乱,别叫当事人成群结队上访说事,上下奔波聚集政治中心游说打标语横幅乱发传单……这是上级对每一家执法机关的要求。本来,作为审判案件的法院,只要依法办案就是恪守神圣的职责了。而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就是他们行动的指南。他们不需考虑法律以外的东西,他们的天职是忠实于法律的概念并忠实地执行法律。可是,对于院长黎明,他不能这样单纯,这么简单。他的眼睛必须看到法律之外的诸多因素,他的大脑必须想到,怎样办案,怎样判决方能使社会相对稳定,矛盾相对淡化。这一点,是与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官所不同的。这是国情使然,也是黎明与他的同仁的使命。这是任何一部法律教科书中所没有的内容,也许它就是无法写进教科书中的另类理论。黎明懂得,这叫中国特色,懂得这种特色并把握这种特色,那是只能在实践的摸爬滚打中历练成就的,没有实践的经验与必有的悟性,是很难把握准这种执法的理念与方法的。面对六七千名产业工人的生计问题、利益得失,黎明是慎之又慎的。这是一个团队,不只是一个个的人。尽管内衣厂已到山穷水尽寿终正寝之时,但是在它尚未盖棺论定之时,几千名职工还是抱有这样和那样的幻想,希冀出现奇迹,东山再起。也许,六七千名职工的期望只是一厢情愿,市场经济的走势不是他们的主观愿望能够逆转的。但是,有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当下破落的内衣厂仅剩的家底家产,是无法打发这么多“嗷嗷待哺”的职工的,更别提那些还在咄咄逼人的债权人了。这六七千名职工,就会在拿不到该拿的安置费用时怒气冲冲,把个省城弄得地动山摇,到那时哪里还谈得上稳定。 黎明考虑到可能引起的后果,就没有遵照栗市长的意图行事,反而,他要放慢对内衣厂破产程序的推进。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火气都会在其中获得损耗和缓冲,更重要的是,在这期间,又为政府一方挤出搜肠刮肚寻觅稍好一点的解决问题方法的时间。当然,这只是治标,仅仅是对一个内衣厂破产的事情。使黎明更为警觉的是,近来不如意的事情何以增多,无论是山区小城工头老板百分之百地换老婆包二奶养小蜜;还是官员使用权力强xx圣洁的法律,以权代法,故意将案办错,以达到为己目的;还是以权阻法,设置障碍,使判决的案子无法执行;还是眼前的内衣厂破产,一家本来上好的企业,却被以权谋私的人榨干了“油水”,倒腾得要破产了,个中卑劣行为、舞弊的勾当肯定举不胜举。倘若诸如此类的弊端得不到解决,神圣的法院则愈来愈显得苍白乏力。因为这么多虽不属法官职责范畴的事端,最后却要法院去承担它的责任。黎明面对许多不尽如人意、许多道德沦丧、许多丧失天良的现实,他冥思苦想,这是为什么?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思索,他终于得出结论,这是人们缺了德行。人们何以缺德?缺德症何以如此严重?他想对此追踪探究,这也许是当今社会疑难杂症的病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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